吴浩瀚在小楼台阶上站了一会。小楼前面花圃里的芍药、月季都已冒出茁壮的新芽了，迎春花正在盛开，红梅也是满枝红艳。一切都是生气勃勃，春意盎然。他早已不关心什么花草了，然而今天，他却忍不住望着它们。他心里还有没有春天？能不能在心里重新长出新绿？他不知道。它们只是引起他的一丝感触，这种感触是什么，却又难以捉摸。
他看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一刻钟，他不想马上走进会议室。他朝花圃边上踱过去，站到一棵龙柏前面。但是很快就有汽车滑过来，他看见高大的郭洋和两个人从车里出来了。郭洋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那么自信，吴浩瀚没有看出他脸上有受到压力的影子。他正和两位地委书记谈着什么，并用手拍着一位地委书记的肩膀哈哈大笑呢。
郭洋走进小楼里面去了。接着他看见满头白发的另外一位书记也来了。这位书记象个大学教授，举止斯文，谈吐文雅，他做报告时引经据典，博学和记忆力都很惊人。他不象郭洋那么显得年轻、生气勃勃，他是一位外柔内刚的人物，他自己很少讲那些伤感的事情。他是常务书记，也是从外地调来的。吴浩瀚知道，他很受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拥戴，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支持郭洋的。
紧接着，被郭洋委以重任的平反过来的书记也来了。他也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人物，戴了一副颇为时新的墨边眼镜。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多次挨过批，吴浩瀚就不止一次参加过批判他的会。可他总是那副样子，顺利时是那样，倒霉时也是那样。他和郭洋有历史性的交往，现在也成了省内很有实权的人物。就是这位书记，代替了潘文安。不过，论实力，他还是比不上潘文安，他也是一个有点书生气的老革命。
潘文安也来了。这位对吴浩瀚最亲近的领导，今天在他眼里，比前面几位书记精神差多了。他是让秘书搀着下车的。他经常闹咳嗽哮喘，那瘦瘦的并且有点佝偻的身体，很使吴浩瀚担心。他仍旧穿着厚棉袄，布棉鞋，脸上不见笑容。他大概心里正愁着今天的会呢。这位严肃朴素、生活上对自己要求很严的领导人，整了整衣襟，推开扶他的秘书，笔直地目不斜视地走进小楼去了。
吴浩瀚没法再站在那儿了，他看见其他常委和地委书记们也都来了，有人已经看见他，并亲热地向他打招呼。
“老吴，你怎么还站在这儿？”
“今天要听听你的高见了。”
“你老兄很有先见之明嘛，那股风是该刹刹了。”
吴浩瀚强打精神和省里的各路诸侯应付着。这些都是他的熟人，而且很有几个处得很不坏的人。在他们面前，一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热情而不失身份的寒暄，无伤大雅的玩笑，不露痕迹的恭维，恰如其分的自我表现……这一套又不知不觉地抬起头来了。他总算暂时摆脱了那过于混乱、忧伤、惶然的精神状态，跟他们一道踏上那白玉般的台阶，踏上厚厚的色调庄严的地毯，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走进那不大的，垂了窗幔、开了壁灯，四角上都摆了鲜花的会议室。
他虽然还没有进入常委班子，但参加这样的会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常委们的座位几乎是固定的，他闭上眼也知道哪位坐在哪里。他自己的座位在哪里，他也非常清楚。他原想今天靠后一点，坐到地委书记们中间去。他不想争先汇报了。他已估计到今天会议不会有付么戏剧性的变化。诸侯们的多数态度他是了解的，多数常委们的意见他大致也能判断出来。可是当潘文安向他点头示意，他又自然地坐到汇报人的位置上了。还是他的老座位。
会议室的气氛很严肃，人们一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都不说笑了。服务员给每人面前放了一杯茶，悄悄退出去了。随之，通往走道的门也关上了。人们都抬眼望着郭洋，都想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他难道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吗？他是不是转了呢？他会不会强迫大家表态？
郭洋还是郭洋，他那黑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普通的涤卡上装，也异常整洁。他的脸上仍然有着他所特有的好象在倾听别人意见时的那种微笑。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面前摆了一摞材料，正在和常务书记悄悄商量着什么。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安，愁虑或是急躁。
“开会吧。”郭洋开始宣布开会了。他望望会场上，似乎在察看还有谁缺席。这时，秘书长和两位工作人员开始打开记录本，准备做记录。
“今天我们改变一下方式，不用先汇报再讨论吧！”郭洋用带有征求意见的口气说，“地委来的负责也不用先从一般的春耕生产进度存在什么问题汇报起吧，把那些报表、数字，暂时扔一扔怎么样？打破一下常规怎么样？”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说赞成。郭洋话一停，会场上就鸦雀无声。这无声就是有点不正常，吴浩瀚清楚地感觉到了。可是郭洋却好象没有感觉到，笑了笑又说：
“那就照这样办如何？我们就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吧！这里有几份材料，已经发给大家了，一是省农委起草的已经下达过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省委讨论过的，我本人不在家，但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承认它。我们还有两位书记，也是这个态度，他们在讨论这份文件时也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也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把这份文件拿出来讨论，也是经过常委们共同商量过的。讨论是因为出现了新情况，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这个情况们都很清楚，星期天的报纸上也发表了读者来信，批评了在我省出现的，这种来自群众的自发地搞起来的各种形式责任制，包括大包干和包产到户。那末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样的问题呢？这是不是一个违反了方向道路的问题呢？这方面要请们充分发表意见，不受这份文件的约束。这里还有另外一份材料，是省政策研究室的曹芳的调查报告和政研室们给省委的建议。这是一份和省农委持完全相反观点的报告，它对当前出现的在一部分社队已经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括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系产量计酬等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能够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他们的情况调查和观点，已经写在材料上，也发给大家了。”
郭洋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又继续说：
“这就是我们要召开这次常委扩大会的目的，希望们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上述两种看法，发表自己的意见。当前农村局势，在座的各地委负责人比我更了解。一方面是群众促领导，一方面又是领导怕群众。有的县装糊涂默许，有的县宣布谁搞开除谁的党籍，还有的县为这事开始抓人关人了。齐山县就抓了一个女孩子，秘书长用我的名义打电话，要他们放人，他们也答应了，可是听了广播后又不放了。总之，由于领导上的认识不一致，给农村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这个问题不解决，必然要给生产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用不着我多说了。总之，希望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究竟该采取何种态度为好。”
郭洋的开场白说完了。他说得很坦率，很客观，没有回避矛盾，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这使吴浩瀚有点感动。他原以为，他要不是激昂慷慨就是按报纸口径转弯子，谁知他两者都不是。他仍旧是平时的样子，平心静气，实事求是。
会场上没有一个人要求发言。
那挂在墙上的钟，用悦耳的声音打了几下，最后又响了三下，三点了。钟声在屋里回荡着，许多眼睛都看着那钟，好象钟上有仟么答案似的。
大学教授模样的常务书记和郭洋互相看了一眼。郭洋望望大家，他的眼光所到之处，人都低下头装作看材料。看来谁都不愿作第一个发言人了，谁愿意第一个起来和第一书记顶撞呢？谁又愿意冒批判危险呢？谁又能跟中央报纸唱不同的调子呢？
钟又响了，这是一个一刻钟就响一次的钟。钟声好象在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屋里就只有我的声音。
另外的声音终于有了。潘文安咳嗽了一声，用沉重的表情，沉重的语调开始说话了。他一开口，会场顿时又活跃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仿佛得到解放似的。谢天谢地，再沉默下去，真把人憋死了。
“我讲几句吧！”潘文安说，“按理，我也不该先讲，我不能给会议定调子。可是，既然大家都不愿说话，我不能不讲了，共产党员嘛！就要讲一个光明磊落，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今天的会，坦白地说，我是不赞成开的。这个问题有多少讨论的价值呢？它是应当受到批判、禁止的嘛！这是一个涉及方向道路的原则问题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能让步、后退呢！让步就意味着投降，允许所谓责任制在农村实行，就意味着瓦解集体。们，要是这个口子一开，你们想想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那样我们会对得起毛主席吗？会对得起周总理吗？对得起中国的劳苦大众和全世界的劳动者吗？这是要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几千年嘛！”
潘文安讲到这里动了真情，他几乎快要流泪了。因为激动，哮喘有点发作了，他用手帕捂着嘴咳嗽了几声，又用手帕拭了拭眼睛。
“我提醒过郭洋。”潘文安极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存。他不能刺伤啊，特别不能刺伤一个省的主要负责，他今后还要领导全省革命工作呢。再说，他也没有给“班长”在公开场合提意见的习惯，这次是迫不得已的，是郭洋本人逼得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的。他用放慢了的语气继续说：“我说这个会不要开了，可是……怎么说呢，郭洋可能也是出于好意，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所以他还是坚持要开。郭洋刚才讲的也很好，比较……比较客观的。可是我也耍说，在这个问题上是客观不得的。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嘛！省委已经批转过农委的报告了嘛！中央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了嘛！这个问题，想来已经解决了嘛！还要讨论，怎么个讨论法呢？难道我们能和中央唱对台戏？……”
“我更正一下。”常务书记插话了，“那是一封读者来信，不能代表中央。”
“当然！”潘文安没防备常务书记来了这么一下，他很不高兴。但表面上却笑了笑说：“是封读者来信，可此时此刻为什么会发表这封信呢？我相信，这点政治敏感们都会有的。好了，我不说了，我的意见就是这些。”
潘文安又咳了一声停止了。
会议又陷入僵局，又没人说话了。但是却也不象刚开始那样沉闷。这许多平时在普通人眼里都是很威严的高不可攀的人物，在这里也象普通人在某种场合一样：他们也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了。他们有的头抵着头，窃窃私语。有的徐徐喷出淡蓝色的烟圈。有的紧皱眉头翻手里的材料。有的用大胆的眼睛望着郭洋，那眼光仿佛在问：潘文安说得够明白了，会还用得着开吗？
吴浩瀚也察觉到会场上的情绪了。可能有少数例外，但大多数人都是一边倒了，潘文安说出了他们要说的话。吴浩瀚本人，本来已经有点摇摆，经潘文安书记这么一说，他维护自己的本能也使他加入了这个大多数。文件是他起草的嘛，谁愿意否定自己？
有人已经在向他使眼色做手势，是推祟和祝贺的手势呢！这也使他轻松。昨天晚上的那些反省，有什么必要？不会是神经出了毛病吧！现在看来，一切不都是很好吗？
他也看看郭洋。郭洋稳坐在那里，很有耐心，不动声色。倒是那位平反过来的书记，看见会场上这么个祥儿，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忽然问：
“哎！小曹呢？曹芳怎么没有来？”
他这么一问，许多人也用目光在找了。是啊，怎么不见那个精干漂亮很会讲话的女呢？她是代表争论的一方，听听她现在讲些什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老吴，吴浩瀚！”平反过来的书记干脆指名道姓地说，“你去找找她，她应该到会嘛。”
“我……我不知道她到哪去了。”吴浩瀚惊慌地说，脸红了。真是的，他为什么要问他呢？有少数知道内幕的人已经在笑了。还好，秘书长替他解了围：
“曹芳有事请假了。”
“乱弹芳！”平反过来的书记不高兴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假呢！”
“还有哪位要发言？”郭洋有意把这事岔过去。
，
这时，有位地委书记开始讲话了，会议总算又转入正常轨道。
吴浩瀚没有心思昕这位讲话，反正他知道他讲的也不会超出潘文安讲的。他刚刚轻松起来的心情一下子又变了，变得沉甸甸的，低下头，总是摆不脱曹芳的一双眼睛。曹芳好象在问：
“你在做什么呢！我在北京奔走呼号，挺身冒险，你呢？”
忽然间曹芳的眼睛又交了，变成另外一双美丽的哀怨的眼睛。她也在问：
“你还能想到我这个普通老百姓吗？想过那年山洞里的生活吗？想过被你忘了的人吗？你这个寡情人哪……”
这真是没来由的。在这个会场上，忽然会出现她们两个，那么清晰，那么活龙活现。他用劲摇了摇头，想把这幻影一下子摔得远远的。可是不行，摔不脱，他只好捧着脑袋，把头压得低低的。他又堕入昨天夜里那种惶恐的隋绪里面去了。
这时会场上却开始活跃起来。
在几位地委书记、一位常委做了附和潘文安的发言，会议无形中成了对郭洋的围攻之后，又一位全省有名的穷地区，解放三十年吃了二十多年救济粮，年年有大批人外流逃荒要饭的地委书记站起来了。
这是一位据说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地委书记。他在一帮老地委书记当中算是资历较浅，年纪较轻的一个，当上地委书记才只有两年的历史，身上还有他当大学党委书记时的那种派头。
“我提一个问题吧！”这位地委书记说，“我们讨论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抽象的定义，从框框条条出发？刚才们给人扣的帽子已经够多了，我念几句一位贫农队长对我说的话吧！这话是因为我说服他别搞包干到户回答我的。他问我：包干到户，土地还是集体的，还是有生产队领导的，我们一不雇工，二不剥削，打下粮食先保证国家的；再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有什么错？国家的任务包到各户，各户都有责任田，都要力争超产，群众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这又有什么错？他又问我：你是赞成我给国家做贡献呢，还是要我吃国家的？他还问我：没饭吃，能叫社会主义？能叫大方向？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变一变方法就不行？他还说：这是劳动方式不同，为什么硬要说我们是单干？你地委书记别乱扣帽子。们，我无能得很，回答不了他，所以我们是默许了。我的发言完了。”
这位地委书记发言方式有些特别。他不引经据典，也不议论别人说的不对，他只是引用几句贫农队长的话。他的话却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一时竟没有人能够反驳。郭洋微笑了，潘文安皱着眉，他那瘦削的气色不好的脸上，又堆起愁云，可他又不好再发言了，他不能和一个下属形成辩论，那是不成体统的。他用眼睛看吴浩瀚，农委主任却抱着头看着地上。唉！这个人，今天怎么啦？他一向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潘文安发愁是完全不必要的。会场只停顿了几十秒钟，有人开始反驳了。一人带头，就会有人跟上。假使说，在这位地委书记发言之前，人们发言还有顾虑，他们不能给郭洋下不来台，这次有了出头的活靶子，他们可就不客气了。他们把猛烈的炮弹掷向那位表明了独立见解的地委书记：“共产党员党性哪里去了？”“是领导还是群众尾巴”“你想做单干书记？你不怕成为历史的罪人？”“什么贫农队长，编小说嘛！”……这许许多多的炮火，都在不同人嘴里喷射而出，就差没有指名道姓骂娘了。很显然，他们是借他这个靶子射另一个目标。潘文安已经讲过了嘛，开这样的会本身就是错误的，会议已经是一边倒，再捱一段时间就该结束了，你这个不识相的人却冒了出来。你想一个人讨好第一书记，让大家跟着犯错误，不狠狠克你一下才怪呢！
那位持不同见解的地委书记，内心也有点慌张了。他环顾四周，感到身陷重围，拿着本子的手也微微发抖了，用求助的眼睛望着郭洋。
郭洋仍在玩着他手里的那支笔。他象是一个修笔工人，全神贯注在研究那笔的毛病在哪儿。地委书记心里很不悦，郭洋啊，你为什么不抬头看看会场，莫非你也怕了，不想表态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正式表态呢！啊，郭洋……
郭洋的头终于抬了起来，把手里的笔放下了。但他还不象要讲话。他看看还有什么人要讲，好象多数人已经表过态，就剩下少数几个常委没有发言。他注意到吴浩瀚一直没有吭声，便问：
“吴浩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吴浩瀚猛地抬起头来。这位一向风度潇洒，以千练有为著称的农委主任忽然变得非常慌张，他瞠目结舌，说了一个“我”字，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使许多人都感到奇怪。
“你还有什么话要补充的？”郭洋又提醒他一下。
“我在反省！……”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说出来之后，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知道许多人都惊讶地在看他，他怎么会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来？糟糕，太糟糕了。他赶忙镇定一下，努力使自己脸上摆出一种说幽默话的表情，好遮掩一下自己的失态。可是该讲什么呢？脑子嗡嗡作响，思绪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停顿了足足有半分钟之久，他才补了一句：
“我想想再说哩！”
潘文安真想骂他一顿，这个人今天太反常了。可哪能骂呢，这是会议上啊！他摇了一下头，转脸看着郭洋，他急于想知道经过这么多帮助提醒之后，第一书记会表个什么态？
“我讲几句吧！”郭洋说话了，“我想先念一段文章给们听听。”
郭洋慢条斯理，从本子里拿出一份剪报，那是一篇评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他选择几段读了读。然后又拿出一本小册子，那是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单行本，他又选了几段读了一下。读完了，他把它们放存一边，这才说：
“三中全会精神是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要解放思想，也提出了给生产队以自主权。三中全会同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我刚刚听了们的发言，这些发言的出发点当然都是对的，维护社会主义方向嘛！们的论点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遗憾的是们讲的都是一般的道理，是和现实不怎么合拍的道理。们恰恰没有引用三中全会公报的道理，没有注意实践检验真理这个普通道理。这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党中央的精神嘛，是不是这样？”
郭洋说到这里，声调渐渐高起来，也做起手势来了。他的眼睛变得特别有神采，虽然脸上还带着笑，可口气却不怎么客气了。
“我要和一些唱一唱反调了。”他说，“共产党人，首先要尊重客观事实，要正视矛盾，要关心人民疾苦，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客观事实是什么？穷！们，还有不少人缺吃少穿，困难得很哪！群众要求摆脱穷困，要求改变现在的面貌，我们为什么不正视它呢？扣帽子是容易的，解决人民穿衣吃饭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多年来我们因为左的政策吃的苦头还不够吗？大呼隆、大锅饭、瞎指挥、割尾巴，给农民造成的灾难还少吗？这种情况能允许继续存在下去吗？能抱着这一套死死不放吗？不，不行了！群众不会答应了。”
郭洋用手擂了一下桌子，又用手抹了一下头发。他这种多少有点演说家的姿态，使潘文安赶忙闭上了眼睛。天！这个老钟真做得出，这哪里象是负责在讲话，怎么这样没有修养。这么大年纪，激动起来就象个中学生，太……没有领导风度了。
“现在群众中自发地创造性地搞起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来了，为什么不允许试验一下，让实践来检验一下呢？”郭洋继续说，“就说是复辟吧，不就是那么一些社队吗？现在暗地搞的在全省还不到百分之三嘛，百分之三复辟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根本谈不上什么复辟倒退呢！它只不过是加强了每个社员的责任心，发挥他们的主动积极的创造精神，哪里谈得上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呢？我提一个建议，请们考虑一下。们主要还是怕，怕挨批，怕追查责任。我跟们说，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中央要处分就处分我，要撤职就撤我的职。我只向省委，向各路诸侯提一个请求，对已经搞起来的，让他们搞下去，别再派工作队去压了！不要再说什么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刀子，把人家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了，不要再抓人，再用开除党籍来吓唬人了。不能这么傲嘛！让这些队搞一年试一试如何？减了产由省里负责，不行再改回来就是了。这个请求怎么样？请们考虑一下。对没有搞大包干或包产到户的，搞了其他形式责任制的，也一律让他们试验，从现在起，就不要动了，不要强迫人家改回来了。我就提这么一点建议。这我多少是走了一点群众路线的，我跟一些区社干部商量过，也跟群众商量过，他们是赞成的。省政策研究室的们，也是这样建议的。我就说这些。”
郭洋讲完了，会场上又出现了刚开始时的那种寂静，没有一个人讲话。那钟的声音又清脆悦耳地响起来了，这次它清清楚楚打了六下。
常务书记说话了；“我看可以吧，郭洋这个建议我赞成。”
平反过来的书记说：“我也同意！责任嘛，由省委来负好了。”
一位常委说：“们可以讨论讨论郭洋的建议。”
持独立见解的地委书记很干脆：“我拥护，我们地区就是打算这么做的。”
“这么说，是要让各种责任制以及包干、包产到户合法化？”潘文安庄严地声明，“我不赞成。没有中央指示，我们不能允许。中央已经在告诫我们了嘛，我们还让这股反社会主义之风合法化？那是一个党员良心所不允许的。”
“要我们承认它，除非有中央文件。”一位老地委书记说，“否则，我是不干的。郭洋说责任由他负，可我们在下面，到时候，人家还是要批我们的。我们已经多次吃过这样的亏了。”
“我也有同感！”又一位地委书记说，“没有中央文件，我们难办。”
“中央已经明确要我们刹住这股歪风，我们怎么能在这个时刻让它合法化？下面干部质问我们，我们没法回答。”另一位地委书记插话。
“那不是中央指示。”常务书记又一次提醒，“那是读者来信。”
“我们不这么看。”又一位地委书记说，“这信肯定是有来头的。”
会议由发言变成简短对话，简直有点短兵相接的味道。会议真的有点进行不下去了，常务书记看看郭洋，意思是问：怎么办？看来很难说服了。
“这样吧！”郭洋站起来了，顺便看了一下钟说，“今天的会暂时开到这里。我声明一下，我不收回我的建议，这个建议我是要坚持的。我再次请们冷静地思考一下，我说我负责，绝不是一句敷衍的话。下面要问，你们可以向我身上推。上面要查，由我承担。晚上不开会，们要看戏可以看戏，要交换意见的可以交换意见，要看文件的可以看文件，一句话，自由活动。明天上午继续开会。休会。”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