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洋回到自己的住处，已经很晚了。休会之后，他又找了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然后和几位负责人碰了碰头，可是并没有多少进展。看来明天的会，还是一次很难统一认识的会。
唉！真是困难哪！尤其是那封让人恼火的读者来信，它倒真是选对了时机。
郭洋感到疲乏了！真正的疲乏了！他一回到房里就靠在沙发上，既不想吃什么，也不想走动。秘书小褚和保姆来看他，问他可要什么，他只摇了摇手。
来探望他的女儿已经走了，回北京去了。老伴不服老，还在北京拚命搞她的事业。儿子、媳妇、小孙子此刻又在于什么？他们在那新盖的公寓房里看电视，欢欢笑笑吧！他一个人被搁在这空荡荡的房里，又成了一个老光棍了。真是妙得很，三十年前，他和他那亲爱的妻子就很少有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今天被派到这里，明天被派到那里，几乎一直是过独身生活的。解放后的前十年，他依然没能改变这种状况，后来生活固定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在那十年里，不用说什么家庭生活，连自由也没有了，彼此音讯杳然，死活不知。而恢复了自由和工作没有多久，他又到这里来了，重又过起有点象战争年代的独身生活。
战争年代，那是最艰苦的岁月，然而那又是多么值得令人怀恋的岁月啊！：那时谁对谁有过不信任呢！谁又曾想到个人的荣誉、职位、权力呢！谁又会害怕牺牲呢！谁不是自觉地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战斗啊！现在呢，现在许多那种劲头哪里去了？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哪里去了？那种自觉的敢于承担革命重担的勇气哪里去了？连你要替他们承担责任他们也信不过哩。他们只迷信本本，迷信一些纸头。他们生怕自己会丢失什么，而对人民的疾苦为什么就没有切肤之痛呢？……
郭洋重新坐起来。他感到在房里蹲不住了。不能老坐在这里象一个感慨万端的文人啊！他必须耐心细致地去做说服工作。有些人以为第一书记一说话，机器就运转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哪有那样简单的事呢！他倒真羡慕那舞台上、银幕上的领导人形象，他们多么神气，说话多么灵啊！可惜他做不到。你看，现在不就有点搁浅的味道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望着那摆在桌上的电话机，是不是该向中央求助了？他几乎不可克制地要走到电话机旁边去。好嘛，你们怕，我就给你们请一柄尚方宝剑来。可是……
门上有人敲了两下。郭洋被惊了一下，手忙缩了回来。他自己拉开门，小褚站在门外，笑嘻嘻地说：
“曹芳回来了，她要见你。”
“曹芳？”郭洋楞了一下，忙说，“快请她进来，快！”
真有点巧，她这么快就赶回来了。她在北京碰到了什么呢！哎呀！这个曹芳，你又能带回什么消息呢？
“郭洋。”曹芳进来了。她倒没有风尘仆仆的模样，依然是那么整洁、鲜润，还围了一条在北京买的纱巾呢。她脸上没有笑容，碰了钉子吧？
“你几时回来的？”
“刚到一会儿，是晚班飞机。”曹芳取下纱巾，象一个女儿望爸爸那样，望着郭洋说，“我先向您检讨，我瞒着您上了北京。”
“检讨嘛，等等再说吧。”郭洋坐下来，拍拍沙发，要曹芳也坐下，说，“你在北京搞了些什么名堂，没有捅漏子吧？”
“捅了！”曹芳仍站在那里说，“捅了大漏子了。”
“啊！”
“哎呀！郭洋，你看你的脸色！”
曹芳忽地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无拘无束。这个小曹，敢拿老头子开心呢！她碰到了什么喜事？郭洋没有催她，他等着她说下去。
“事情怎么变化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曹芳这才坐下来，把她怎么闯进报社，怎么住到李大姐家，又怎么接到报社负责人电话的事都说了。她接着又说。
“我知道家里要开会，我几乎绝望了，李大姐也为我焦急起来。这一夜我几乎没睡。第二天一早，李大姐陪我赶到报社负责人家里，可是，报社负责人并没有要我详细汇报，他和李大姐躲到房里商量什么事去了。后来又让我去逛大街，他们两个坐着车子走了。我又回到李大姐家。下午李大姐回来了，要我等着，她什么也不说，只透露了一点点，说是已把我们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
“送到哪里去了？”郭洋插问。
“她没有说。”曹芳接着说，“昨天晚上，报社负责人又到李大姐家来了。他对我仍旧什么也没说，只要我别急，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空洞的话，又和李大姐一道走了。对了，我还没向你汇报这位李大姐的情况呢！”
“你不要讲了，我认识她，她的情况我很了解。你说说结果吧。”
“说结果很难说。”曹芳说，“只打了个平局。我不是向报社提过要求吗？要求他们也能把我的信登出来。报社负责人就是为这件事跑来跑去，这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呢！今天上午，他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们决定以同样的地位，刊登我的信，明天就见报。”
“明天见报？”郭洋从沙发上站起来，“你有底稿吗？”
“有！”
“给我看看。”
曹芳从提包里掏出薄薄两页纸，把它递给郭洋。郭洋打开写字台上的灯，坐到转椅上看起来。他看着看着，摸摸自己的下巴，似乎有点不相信地回头问曹芳：
“他们能登这样的信？”
“报社负责人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还能有假？”
“你问过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吗？”郭洋问。
“问过！报社负责人也好，李大姐也好，都对我说，别再问了，反正都是认识上的不同。现在能争取把你这封持不同观点的信登出去就行了。”
“为什么能发你这封信，你也没问？”
“我也问了。他们也说，别问了，你告诉老钟，你们这封信是中央领导批准发的就行了。这是当前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支持。以后的事，让老钟用实践来证明吧，有了实践结果，别人才好讲话。”
“对！对！”郭洋说，“现在我们争取的也就是允许群众试验，不让责任制被扼杀在摇篮里。中央领导批准发你的信，这就是要我们大胆去实践了。曹芳，你还说什么打了个平局，这是很大的胜利。谢谢你了，你自觉地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大事啊！”
“郭洋！”曹芳被表扬得脸红了，“看您说的，我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是为省委领导做一点应做的事。我不相信那封信是中央的精神，所以……”
“这就不容易了。”郭洋说，“不容易啊！你听说今天会议上的情况了吧？”
“我见过秘书长了，他说了一点。”曹芳说，“我也估计得到，你的脸色也反映出来了。”
“是吗？”郭洋笑了，照了照镜子说，“我原来很得意，以为掩饰得很好昵！你这个曹芳，眼睛真尖。”
“明天的会打算怎么开呢？”
“先让大家听广播。”郭洋开玩笑地说，“又是一封信出来了，老潘肯定又要哮喘了。他一定会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世界有点颠颠倒倒脱出常规了嘛！”
郭洋笑了，曹芳也笑了。
“对了，我也告诉你一件事。”郭洋想起了什么笑着对曹芳说，“吴浩瀚今天在会上有点反常。”
“怎么个反常？”
“我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突然冒出一句：我在反省。这不是有点反常？”
曹芳没有作声。
“可能是你做了工作的结果吧！”郭洋问，“你们俩的矛盾是不是解决了？”
“我不谈这件事。”曹芳蹙着眉说，“他还有一个被他遗弃的妻子在彩虹坪。”
“哦，还有这么一件事？”
“我劝过他，我要他去看看她”曹芳说，“这件事说来令人难受。他的大孩子吴辰铭就是那个妻子生的，可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有个真正的妈妈，一个孤苦伶仃的妈妈。”
“这个吴浩瀚……他的大孩子呢？”
“就是在我们室里工作的。他已上齐山县去了，是去探望被他抛弃的那个孤女耿春芸的。父子两代人，几乎做了同样的事。他说他在反省，难道一句反省就能赎自己的罪吗？”
郭洋不吱声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一句随便的话倒勾起这么复杂的问题。这是和他正在为之伤脑筋的事不同性质的问题，可它们之间，又好象有着某种联系。过了一刻他说：
“应该告诉那个孩子，他有一个真正的妈妈，他应该回到这真正的正在受苦的妈妈的怀抱里。”
“还是谈明天的会吧，郭洋。”曹芳转换话题说，“明天我要不要做一个发言呢？”
“要，当然要！你现在要不要休息？”
“不用。你看，我精神好得很。”
“那我把几位书记找来，开一个小会，你也参加。你把情况向他们也汇报一下。”
郭洋抓起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