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芳星期天中午就到了北京。
曹芳跟许多人一样，她也是早晨昕到广播的。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象男人那样，使劲拍了一下桌子。第二个反应是准备立即去找郭洋，让郭洋出面给北京打电话。可她还没有走出房门，就冷静下来了。她怎么能让郭洋出面打电话呢？郭洋给谁打电话？电话上又怎么说呢？她慢慢退了回来，心里又窝火又犯起愁来了。她深深懂得这封信在这个省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她早饭也没有吃，把自己关在房里，翻来复去考虑该怎么办，一时竟找不出主意。雯雯到她房里来了，一看妈妈愁成这个样，马上就明白了她犯愁的原因。她也拿不出什么主张来劝解妈妈。后来魏易也来了，他是来向雯雯报告他已被批准去彩虹坪，协助余春筹建自然保护区的消息的。还是魏易脑子快，他提醒曹芳说：
“曹阿姨，你不能到北京去一趟吗？”
“到北京？”雯雯眨巴着眼。
“去了解了解情况，比在这里犯愁总好些。”
经魏易这么一点，曹芳立即有了自己的想法，她拍拍未来的女婿，对雯雯说：
“还是魏易比你聪明，对，上北京去。”
她决定毫不耽搁，匆促带了材料和洗脸用具，要雯雯不要告诉人，不要让郭洋知道，就跑去找秘书长了。
她下午一点多钟就飞到了北京。
北京的春天也开始了。这天阳光灿烂，风力很小，给人一种春的温暖。柳树梢头已抹了一层淡淡的绿痕，从机场到城里的路上，可以看见有的人家凉台上已经把花摆出来了。北京人爱花的癖好，经过十多年的压制，现在又重新苏醒了。路上，骑脚踏车的姑娘们又开始围上了色彩艳丽的纱巾，穿上了式样较新的花袄。这里那里也能看到新的建筑工地，那高耸的起重机，摇转着长长的铁臂。这一切都使曹芳高兴。她每次到北京来，那种对祖国历史文化悠久的自豪感，此刻又重新在她心头升起，减弱了她的焦虑的情绪。
她在飞机上已经把此行的详细计划安排好了。她决定不运用她在北京的社会关系，直接去找她要找的人。
她计划的第一步，是先到报社，找总编辑。因为信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他们了解情况，他们也有义务解释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来信。另外，她对报社有一种信任感。这两年，报纸为了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做了大量的符合人民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舆论工作。再说她自己也曾在这家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呢。
她到了城里，上了公共汽车，一会就到了报社。
可是一到报社传达室，她楞住了。传达室摆了许多长椅子，椅子上肩挨肩坐着数不清的人。有的人没有座位，就站在空档里。这里的人，比一般来访接待站，比大医院的门诊部的人还挤。这些人都是来找报社倾诉自己冤屈、苦处和要求帮助解决问题的。他们耐心地在那里等待着接见，据说有的人已经等了几天还没轮上号呢。
今天又是星期天，接待来访的人又减少了许多，只有四个人。要轮到她曹芳，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她站在房里，犹豫了一下，仍没死心，她决心挤到那象医院挂号室一样的窗口去，问问情况。
坐在窗口后面的人，是一个面貌慈祥，态度很和蔼的老人。他的面前，堆了许多表格，他一手抓着话筒，一手拿着一支蘸水钢笔，一看见曹芳，忙里偷闲地朝她点了一下头，顺手拿起一张表，把它递给曹芳。曹芳接过表一看，是来访登记表，表上需要填写的项目很多，她略略看了一下，又把它递还给那位老传达。老传达放下电话，回头看看曹芳，那脸上的表情很明白，意思是说，你不填表，你要干什么？你想特殊不可能，到这里来的人我们是一律平等看待的。曹芳赶紧抓住时机，说。
“我不是来上访的。”
“那你是来做什么的？”
“我是找总编联系工作的。”
“联系工作，不在这里，在那边。”他用手向外一指。曹芳刚要转身，老传达又说：“今天是星期天，那边没有人，你联系工作明天上班时间来。”
“劳驾！能让我给总编室挂一个电话，找一找值班负责吗？”曹芳又钻到窗口请求。
“不行，值班负责人只处理紧急事务！”这回老传达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我是很紧急的事情。”
“对不起，我没法帮忙。”老传达说。他站起来去领轮到接见的来访者了。
曹芳为难了。她看看表已经三点多了，知道在这里蘑菇是不行的，她又不能硬往办公室里闯，因为通往报社办公大楼还有一道门，那里有警卫，他们更不会通融让一个陌生人随便闯进大楼的。
她叹了口气，又重新挤了出来。
曹芳想，看来不找熟人是不行了。找谁呢？她想起好几个人，他们倒都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可他们在不在家呢？他们和报社总编辑认识不认识呢？他们知道她是为了一件可能要冒风险要挨批判的事来的，会不会阻止她呢？她现在一要争取时间，二要解决问题，按一般常规找人，再联系再等候来不及了。她了解郭洋的脾气，郭洋决不会因为报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就推迟召开常委会的，她还要赶回去在常委会上作汇报呢。
曹芳离开了报社，她走到一个有公用电话的小店，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记有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的本子。她翻着翻着，忽觉眼前一亮，急忙抓起话筒拨起号码来。
很幸运，接电话的竟然是她要找的人。
“大姐，是我，曹芳！”她象碰见亲人那样热情地嚷着，“我刚到，坐飞机来的。我现在在百货大楼，你能不能给我派一辆车子？对！我在百货大楼门前等着，能不能快一点，大姐？好的！我等着。你不要来了，你把车号告诉我就行了。”
曹芳第一次摆起阔气，要人家派车子来接她了。
她喊她大姐这个人，是一位部长的爱人。一九五九年曹芳和这位大姐一道在一个农场劳动过几年。她俩睡在一间茅屋里，她对曹芳象对一个小妹妹那样疼爱，曹芳对她也非常敬重。她们都有一个在爱情上很坚定的丈夫，没有因为她们的“倒霉”而闹离婚。曹芳知道这位大姐认识许多中央高级干部，在她劳动的时候，有次竟然有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来看她。这位将军看她被劳动和精神折磨弄得瘦弱憔悴的样子，拉着她的手几乎流出泪来。将军什么话也不好说，只说：
“小李子，要坚定地相信未来，要相信党，要有坚定的信念，不要搞垮自己。”将军想了想，又对大姐说：“我已经跟小张打过招呼了，我命令他不准对你有二心，他若有二心，我要敲他的脑袋瓜子。”
李大姐一昕就象个小女孩那样，伏在将军身上哭了。当时曹芳也站在旁边，也跟着流起眼泪来。
现在这位李大姐已在中央的一个部门恢复工作了。去年曹芳到北京时还去看过她。她为人极其豪爽诚恳，她工作虽然与农业无关，但是，曹芳相信她会支持她的。
曹芳站在百货大楼门前空地上，她没有心思去看提着小包大包从百货大楼出来的人，也没有兴趣看那些从国外来的人，一群群拥进百货大楼。她不断地看表，看开来的小汽车，生怕司机认不出她，又匆匆把车子开跑了。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辆黑色小轿车开到她身边来了。车门一开，一位身材高大，容貌端庄，头发略微有点灰白，体态依旧很健美的女走了出来。
这位李大姐亲自来了。
“李大姐！”曹芳狂喜地上去拉着她的手说，“你怎么亲自弗了！”
“不来你这个小曹该说我摆架子了。”李大姐也笑着说，“你怎么突然跑到北京来啦？”
“我是为一件急事来的。”曹芳说，“大姐，报社你有熟人吗？”
“没有。”李大姐摇摇头，“我跟新闻界很少联系。你找报社干啥？为稿子的事？你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了，写得不坏。”
“我不是为稿件的事来的。”曹芳说，“我是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
“老钟让你来的？”李大姐问，“北京有些人对他颇有点议论呢。”
“郭洋根本不知道我来。”曹芳说。她不想打昕北京对郭洋有什么样的议论，她也不能一下子把她到北京来的目的说清楚。她拉着李大姐央求说：“大姐，求你帮点忙，你用车子把我直接送进报社去，我需要马上找到报社负责人。”
李大姐看了看她，估计曹芳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情，要不，她不会找她要车子的，她很知道曹芳，在这些地方，一向都是很注意的。她现在不和她说是什么事，那就是说，她一定有不说的理由。可她又想到，今天是星期天，报社负责人会在报社吗？她问曹芳：
“你现在去，能有把握找到负责人吗？”
“报社总有负责人值班的，这我知道。”曹芳说，“你只要把我送进去就行了，别的就不要你管了。”
“好吧！”
李大姐手一挥，爽快地答应了。她和曹芳上了车，李大姐吩咐了一声：“到报社去。”司机把车子调转头，直向报社驶去。
李大姐的车子，可能有某种特殊标志吧，它没有受到什么盘问就直接开到报社大楼后面去了。
曹芳下了车，她正打算让李大姐回去，李大姐已经从车里出来了。她说：
“我陪你去吧，找不到人，你就跟我回家。”
曹芳不好阻拦，她让她跟在后面，自己噔噔地先踏上了楼梯。
大楼里人不多，但办公室里大都有人。这里除了偶有电话铃声，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大楼里静得出奇，使你走路不自觉地也放轻了脚步。
曹芳和李大姐没有受到什么人盘问，相反，当她们打听总编辑办公室在哪里的时候，一位女很细心地告诉她们上几楼，朝哪个方向，找多少号房间。
她们终于找到了总编辑的办公室。不出曹芳所料，一位脸色白净，个子不高但很有神采的五十多岁的人，正在办公室里大写字台上修改稿件。
曹芳敲了一下门，不等允诺就闯了进去。李大姐跟在后面，她现在倒有点好奇了，她很想知道曹芳到底为了什么事，这么要急于找到报社负责人。
报社负责人大约还没有见过不经人引进，不经人联系就直接闯进办公室的陌生人。他抬起头，看看曹芳又看看李大姐，稍稍欠了欠身，很有礼貌地问：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曹芳不回答，先把自己的工作证交了过去，然后才说，“我是坐飞机赶来，用李大姐的汽车闯进你们报社来的。”
“啊？”总编辑大感兴趣，他站起来了，没有一丝不高兴的表示。他一面指指沙发让她们坐下，一面给她们倒水，同时问曹芳：
“是郭洋让你来的？”
“不是，恰恰相反，我是瞒着郭洋来的。”
“这为什么？”总编辑奇怪了，“到北京来还要瞒着省委书记？郭洋是个开明的领导嘛！为什么要瞒着他？我记得你为我们报纸写过好几篇文章，前次郭洋来开会，还夸赞过你曹芳呢。”
“我瞒着他自有我的理由。”曹芳说，“我是来找你们辩论的。”
李大姐捧着杯子，正要喝水，昕曹芳说出这话，忙制止她道：
“曹芳，你搞什么名堂？”
“大姐！”曹芳列李大姐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在一旁听着好了。总编辑，我还要声明，这位大姐是被我拉进来的，我要说的事与她无关。”
“我不会抓人的辫子的。”总编辑把椅子挪挪，面对着曹芳笑着问，“你也不必有这么多的声明，我从你的文章里知道你，我们观点上大概不会有什么原则分歧。你说说你要辩论什么吧！”
“我想问问报社。”曹芳说，“今天报上，你们用头版头条发表那样一封读者来信，而且加了按语，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
总编辑听曹芳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笑容收敛了，用铅笔在桌上点了几下，反问曹芳：“你的看法呢？”“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曹芳蛊率地说，“在刚刚开过三中全会，中央号召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号召全党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你们发表这样一封来信，给别人扣了许多帽子，它的效果是不好的。”
“嗯！你说下去，说下去！”
“现在各条战线都在探索改革的路子，工交、财贸、科研、文教，甚至国家某些机构体制，都在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讨论、调查、试验，有不少部门已经冲破了禁区，取得了改革的硕果，为什么对农村问题却不允许群众做创造性的改革试验呢？群众中刚刚出现了类似岗位责任制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出现了少数更大胆一些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做法，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压制昵？是不是农村问题就不需要探索，不需要改革了，农村政策就永远把它固定在现实的框子里，不能动一动呢？是不是永远只能搞大呼隆，连劳动方式也不能变一变呢？否则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是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写这样信的读者，他到农村作过调查吗？责任制能和单干等同吗？总编辑，我倒想昕昕你们对上述问题的意见。我是坐了飞机赶来要求解答问题的。”
曹芳一口气把她蕴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中年女人，丝毫没有遮掩、拘束、畏缩之态，她那颇为尖锐的提问，激昂慷概的措辞，深沉的语调和她那因激动而变得格外明亮的眼睛，不仅给总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一向熟悉她的李大蛆也感到很惊异。她连忙从桌上拿起一份报纸，重新研究起那封读者来信来。
总编站起来了，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又看看摆在桌上的报纸，没有回答曹芳的问题。他显然很有感触，很有点不安。这种神情，也没有逃过曹芳的眼睛。
房里三人一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刻，总编辑又坐下了，他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亲切地问曹芳；
“你刚从农村来？”
“对，我一直在农村做调查研究。”
“你能谈谈你的感受吗？”
“可以。”曹芳说，“我这里有调查材料，你能不能先看看呢？”
“你快拿来，我马上看。”
曹芳见总编辑这个态度，心里升起了希望。她忙从包里把印好的材料以及还没有印的自己的笔记，都拿出来，放到总编辑面前。总编辑看见材料很多，看了看表，对曹芳提议道：
“曹芳，材料我现在就看，你先去休息；晚上，你到我家里，我们再细谈，好不好呢？”
“好！”曹芳高兴起来了，“我晚上几点钟去？”
“七点半吧！”总编辑说。他抓起笔写了个地址，把它交给曹芳。同时问李大姐：
“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李大姐说，“我叫李芸。”
“啊！李芸。”总编辑忙说，“我早听说过你的名字，你的爱人我认识。就是没有见到过你。”
“我刚回北京工作不久。”
“你和曹芳怎么认识的？”
“在农场认识的。我了解她，非常了解她。”
“假使你晚上有空，我干脆到你家去请吧！”总编辑说，“曹芳大约要住到你家了。”
“不要麻烦大姐了。”曹芳说，“我还是到你府上去吧！”
“这不是客气。”总编辑说，“说不定我还要李芸卷进来呢。李芸，你愿意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吗？”
“好吧，就请你到我家来吧！老头子不在，我家里也很清静。”
“我七点半准时到达。对不起，我要下逐客令了，我要立刻着手看材料。”
曹芳和李大姐出来了。下楼梯的时候，李大姐拍了曹芳一下说：
“你倒真会搞突然袭击。你马上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先给我讲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