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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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洋和曹芳他们离开彩虹坪,一口气又跑了几个公社,十几个生产队。

  郭洋的面容明显地消瘦了。他几乎不休息,更很少说笑。他真的只在车上打盹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他的心在受着煎熬,好几次喃喃地自语说:

  “我们应该早点来啊!我只顾先抓富裕地区的粮食,抓机关,我们来得太晚了。”

  这天,他们来到一个小镇,一位四十多岁的区委书记迎接了他们。区委书记是从乡下赶回来的,他粗手大脚,满身泥土,一看就知是一个老实而憨直的人。他听说省委书记来了,并没有惊慌、诧异,更没有笑脸相迎。他只叫人弄了点茶水,就坐到门槛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一双沾满黄土的大脚。

  曹芳和小褚都有点替他着急。曹芳对他说:

  “你怎么不开口?你汇报汇报情况嘛!”

  他仍不作声。过了好一会,才说:

  “我没有什么好汇报的!钟书记,你最好自己下去看看。”

  “我刚从下面来。”郭洋看他这样,有点恼怒地说,“我看了不少社队,跟乡亲们谈了多次话。”

  区委书记这才抬头看了郭洋一眼,但很快叉低下头去说:“钟书记亲眼看见了就好!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这个情况。除了少数富裕的队,都很困难,很困难!”

  “你们为什么不想主意?”郭洋问,“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区委书记抱着头不作声。

  “你这个怎么回事?”郭洋火气上来了,倏地站了起来,喝了一声,“你为什么不讲话?”

  “我……”区委书记双手抱住头说,“我讲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区委书记,我对不起乡亲,我没有把工作做好,使老乡们现在生活这么困难……我没脸给省委负责汇报,我是准备来昕您责骂的。”

  区委书记这个态度,大出于郭洋的意外。曹芳看到这个粗手大脚的汉子哀哀地哭泣,心里一阵发酸,她忙走到他的面前,安慰他说:

  “别哭。有困难可以反映嘛!哭什么?”

  郭洋没有再说话,他大步在屋里走着,走了几圈,在区委书记面前停下了。他伸出他的大手,轻轻抚在他的肩上,然后也在门槛上坐了下来,说:

  “把眼泪拭拭!别哭,现在是哭的时候吗?”

  他的声音是那么温柔、恳切,简直有点象老妈妈对孩子说话了。区委书记看看他,用袖子拭了拭眼睛。郭洋问:

  “这里的情况,你向上级反映过吗?”

  “反映过。”

  “你是儿时来这个区工作的?”

  “我原来就在这个区。六六年把我罢了,七二年又把我结合了,可七四年又撤了。去年春上,又让我复职了。”

  “你是去年春天才开始工作的?”

  “我复职的时候,看到这里的困难情形,心里急得象猫抓。那时,我就给县委、地委、省委写过信,要求解决老区人民生活困难问题。”

  “啊!这样,有回信吗?”

  “有是有,可是只有几句空话,让我们自力更生,发扬大寨精神,战胜困难……怎样才能战胜呢?一句也没有。我找区、社在一起开了会,我们搞了几条措施,于是,我又给县委写了报告。结果,反而挨了一顿批评。”

  “报告底稿有吗?都是些什么内容?”郭洋大感兴趣地问,“可以跟我说说吗?”

  “底稿有,内容主要是这几条。”区委书记说,“一是建议恢复自留地,自留山。一是建议恢复山区集市自由市场。一是废除大寨式政治评分,搞按劳分配。一是家禽家畜私人饲养,数量放宽。一是停止造大寨田,恢复山区粮食供应,山场还易。一是生产队有权因地制宜搞经济作物,搞小组包干。大概就是这一些。”

  “你再说一遍。”郭洋从门槛上蹲起来,目光炯炯地说。区委书记也蹲起来了,他也看着郭洋。这一老一中,两人面对面地蹲在那里,他们的目光互相撞击了,很快两人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区委书记一下站起来说:

  “我讨底稿去。”

  他大步流星地跑出去了。郭洋也站起来,目送着区委书记,然后又转身对曹芳,问:

  “曹芳!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他这几条很有普遍意义。”曹芳说,“略加整理,就可以提供给省委讨论,省委应该按这种精神下达一份文件。”

  “完全应该。”郭洋重复了一下,又慢慢踱起步来,似乎在思索什么。

  区委书记拿着一份报告底稿跑回来了,他递给郭洋说:“你看吧,我招呼人给你们弄饭去。”

  “别忙!”郭洋摆摆手说,“你先说说,你为什么挨了批评?批评你的理由是什么?”

  “说我把被批判过的东西重新拾回来,是立场性的错误。”区委书记这回不是哭鼻子的腔调,而是用激愤的声调说,“县委一位负责还说,许德龙,你的脑子不要发热,以粮为纲、学大寨、批资批修,都是毛主席肯定过的,你搞这么几条,矛头是对着谁的,你想干什么?当时我并不服,我又把我的意见,写了一份给省农委。”

  “省农委怎么说?”

  “他们批了这样几句话:这是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在中央没有明确指示以前,不要轻举妄动,县委的批评是正确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最近。”

  “最近!”郭洋烦躁地把茶杯一推,把那份底稿折了起来,揣到自己口袋里。

  “钟书记!”区委书记许德龙开口了这回轮到他追问省委书记了。他说:“你说,我们这个建议到底错在哪里?我们嘴里讲为人民服务,可是对群众的要求,却又不闻不问,我们天天讲拨乱反正,可是又一动不让动,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工作,只能停在口头上?明知是错的东西也非要维护?谁要动一动就是大逆不道?这难道符合马列主义原则?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共产党员,就只能等待?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到什么时候?群众能受得了吗?”

  “你问得很好!”郭洋拉着区委书记的手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想要我立刻表态。可我是会叫你失望的,因为我也不能马上答复你,我个人无权决定这一切。”

  “那……”区委书记看了郭洋一眼,他抽出自己的手,又重新蹲到门槛上,两手捧着头,不言语了。

  “看看,闹情绪了?”郭洋又陪着他蹲下去说,“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举双手赞成你的建议的。我可以保证,把你的建议带回去,建议省委形成一个文件。但这个文件能不能顺利通过,我却不能保证!坦白地说吧,现在各方面扯住你的手脚不让你动的事太多了,这是现实,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承认它不是泄气,不是悲观,更不是牢骚怪话,而是要我们去努力改变这个现实。起来,我们先研究灾情,你把你们当前急需解央的问题谈一谈。”

  区委书记又立起身来了。他怔怔地看着地上,显然他是在思索郭洋的话。过了好一刻,他才转身找其他区委去了。

  “这是一个好!”郭洋望着他的背影感慨地说。

  “是个好。”曹芳说,“可是您也真会体贴人。您刚才和他两人蹲在那里说话,倒使我想起很多的事。”

  “什么事?”

  “我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上下级谈话方式了,你简直象一个老妈妈。”

  “可我差点还骂了他。”郭洋说,“幸亏没骂啊!他提了多么重要的建议。”

  这一天,他们就住在这个小镇上了。区委、公社汇报灾情,一直汇报到晚上。他们对眼前的急需,如粮食、衣服、钱,也提出了很具体的数字。这个区委对下面的情况,了解得很具体,哪个社、哪个队缺少什么,有哪些典型的困难户,他们基本上都掌握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郭洋、曹芳所了解到的基本上差不多。郭洋又问区委书记有关邻区的情况,区委书记告诉郭洋,情况大致相同,有的区、社领导班子,还不如这个区,处于半瘫痪状态。郭洋又问县委对解决当前群众生活困难问题,有什么布置。许德龙说:

  “什么布置?无非是让我们继续抓阶级斗争,抓学大寨!也讲了一点话,可那都是按报纸上抄的,对于关心群众生活,救灾度荒,同样,也只有一些空洞的原则指示,没有什么具体措施。”

  “他们为什么不向省委报告?”郭洋问。他转身招呼小褚:“你给我挂电话!挂县委,地委,省委,省军区。”

  郭洋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他捏着拳头,在这小小的简陋的会议室里转着,怒气冲冲地说:

  “麻木,可怕的麻木!他们大约以为这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了。”

  郭洋让前来汇报的人回去了。他和小褚走进放着电话的小房里去了。曹芳一人留在会议室里,整理笔记。窗外,中国梧桐绿森森的影子,在晚风里微微摇动着,晚霞把它的最后余晖,投射到窗棂上。房里很静,只有隔壁郭洋和小褚在那里打电话的声音。曹芳思想怎么也集中不了,她被这十来天的访问、调查,被老区人民生活的艰难深深地激动了。她想,有多少工作等着做啊!而阻力又是这么大,许多阻力又并不是有形的,这就更难做工作了。麻木,郭洋说得很准确,在我们有些身上,确是被一种麻木笼罩着了。

  她自然又想到郭洋。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她对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信任感。他激动,他喊叫,他在下级面前坦率地承认他也有困难,这都表明他心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她又想到这位区委书记,想到彩虹坪上的耿春芸他们,这是一些多么质朴的人啊!在他们身上,没有半点谄媚和虚假。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正如郭洋说的,是多么重要的建议啊!

  曹芳想到他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她觉得困难不少固然是事实,但没有理由悲观。她又想到自己所写的文章,虽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可是总有一种缺乏坚实基础的感觉。提出问题,批评、责难,固然也要有一点勇气,但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关键还在于探索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在于一种冲破阻力的创造性精神。她想到郭洋对她的信任,自己的职务虽不算高,但担子是沉重的。

  她如何能替领导分一点忧,替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呢?

  她悄悄走到走廊上。天色已经黑下来,区里人都出去了。她听见郭洋在小房里大声嚷嚷:

  “不行,有困难也要办!不,太长了,一个星期之内,让粮食部门把粮食调运进山。通知财政局,请他们想办法把款子拨来。军区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他们同意拨出一批旧军衣来,具体问题,你再到军区和他们商谈一下,要代表我们向部队的支援表示谢意。对!你把其他工作暂时停掉,集中力量抓这件事。明天,我在云岭区,等你汇报。”

  曹芳知道他是在给秘书长打电话。她不便打扰他,便从院里走了出来。

  这个小镇,说来也有上千人口,有商店、供销社,有银行、加工厂、医院,还有一个大礼堂。因为是晚间,街上没有人,只有大礼堂前还很热闹,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里面挤,那里有电影,是一部老而又老的片子。曹芳在那里站了一会,发现看电影的人,除了街道上的,也有不少是从乡下赶来的。人们尽管生活艰难,但对文化精神生活,仍有那么强烈的兴趣,这也使曹芳很感动。

  她沿着街道向外走,街灯没有了,月光却分外明亮起来。她看见前面有一个人,样子很象郭洋,再仔细瞧瞧,一点不错,果然是他。

  他怎么独自一人跑到这荒凉郊区来了?小褚为什么没有跟着他?

  曹芳很不放心,她远远跟着他。只见他爬上一个小山坡,弯腰采了一些花,把这些花捧在手里,一步步走到坡上一块纪念碑前面。他把花放下,微微弯着腰,站在那里。月光象一层银子镀在他那高大的身上,使他变得象一尊塑像了。

  他在这里做什么?曹芳惊讶不已,他为什么跑到这个小小的纪念碑面前来?这种为了纪念当地烈士而立的碑,在山里是很多的,他为什么单单要立在这块碑的前面?

  她悄悄走近他,他仿佛不知道有人来。他在碑的前面,立了很久,又伸手在碑上抚摸着。他面前的花,散发出一股动人的幽香。他微微鞠了一躬,慢慢转过身往回走,曹芳似乎看见他的眼里有泪水。她不敢打扰他,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看了曹芳一眼,没有说话。

  他们顺着山坡走下来。河水闪着细碎的银光,发出清脆的叮咚的声音。河边上,有一支火把,火把的光一半在空中,一半在水里,那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照鱼。对岸,有人吹笛子,笛声悠悠扬扬随水飘了过来,调子很有点凄凉。郭洋立在河边,又回头看看那碑。曹芳再也忍不住了,轻轻地问:

  “郭洋,您……”

  “一九四七年,我的几位战友就牺牲在这里。我的一个亲人,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啊!”

  “已经三十多年了!”郭洋说,“我们怎样才能不愧对他们呢?”

  他蹲下去,用手掬起一捧河水,扭嘴凑了上去,然后立起身来。

  他没有再说话,他也没有告诉曹芳,他的战友是些什么人,他所说的亲人又是谁。啊!难道他,也象一些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秘密?除了为党为人民而焦虑,他也会有个人的将永远不为人所知的感情上的创伤?

  曹芳紧紧跟着他。她对这位父辈似的领导人,除了崇敬,还产生了一种同情心。直到现在,郭洋在农村的一举一动,他站在那纪念碑前的影子,他捧起河水时的那种表情,都鲜明地刻印在她的心头。

  她就和他下过一次多,但她感到收获是多方面的。她真想随他多下去几次,可是这次她没有跟上他。

  她多么希望马上见到他,昕到他的声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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