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长沙五一路那座象山一样高耸着的市委大楼的围墙外面，出现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大字报纪念专刊。
一年以前，在总理逝世的时候，人们哭得捶胸顿足，却又不敢把内心的悲伤和忧虑倾吐出来。街上的行人佩带着黑纱，低头默默地走路，好象是在寻找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地洞，去那里互吐衷肠。在那个有名的丙辰清明周的日子里，长沙的老百姓也曾经跃跃欲试。不过，刚刚在五一广场贴了两条大标语，就受到了压制。
那时人们的心里话是不能说的，现在能不能说，也还存有疑问。终于有一群勇敢的人，大胆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这也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愿，因而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把这块地方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仰望着那巨幅总理画像，默哀，沉思；朗诵着慷慨激昂的诗文，泪流满面。有的人在大字报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评语；有的捧着笔记本，边读边抄；有的站在自行车货架上，对着大字报和人群拍照；还有的人从早到晚在这个地方流连忘返，失了魂。
专刊的作者们轮流守候在这里，观察读者的反应，从中察悉民心。忧国忧民的青年们，在人群外围展开了小声的议论。
其中有一个身板结实的青年，已连续两天在这里徘徊。他皮肤黝黑，相貌端正，衣着朴素，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军用挎包，夹着一把雨伞，脚上穿的胶鞋有泥。显然是外地来的，很可能还是从农村来的，只是相貌特征不象标准的农村青年。
头一天，他把大字报内容全部抄录在自己的本本上了。笫二天，他写了一余小纸条贴在专刊一角：专刊的作者同志们：
读了你们感人肺腑的诗文，我彻夜难眠，总觉得你们言犹未尽。我虽来自偏远的湖乡，鲜闻寡见，而心是与你们相通的。我很想见你们一面，谈谈心里话，不知愿意否。如蒙赐见，请于明日上午在此相会。我的特征是，背绿色军用挎包，夹雨伞，手执大红色笔记本。
一个忠实的读者
元月十一日，天一亮他就来了，打量着每一个在专刊前面停留的人。
这一天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前两天略少，但仍然是黑压压的一片。那个要求见作者的青年，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只要听到有人议论，他就停下步来。
“这是搞什么呀，好象只有他们最热爱周总理。”
这几句话很刺耳，那青年连忙回头寻找说话的人。
“啥玩意儿，咬文嚼字的。”
又说了一声。这回把说话的人找到了。
“嘻嘻！写这么长的诗，多少稿费？”
背挎包的青年忍不住了，抓住说话人的肩膀一扭，使他转过身来。原来他是茹小明。
“怎么啦？”茹小明脸有怒色地问。
“你刚才说些什么？”背挎包的青年瞪着愤慨的眼睛。
“我说些什么，关你什么事？”
“还有一点良心吗？”
“良心是啥玩意儿？哼，不懂。”茹小明说完便扭过头去，想走开。
“站住！”
背挎包的青年是个火爆性子。这一声喝令，引起了旁人的注意，纷纷摆过头来。茹小明站住了，回头说：
“怎么，想打人？”
“象你这样的人，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
“这块地方你买下啦？”
“我为你感到悲哀。”
“我为f感到可耻。
“你……”
背挎包的青年本当以更有力的语言来教训他，这时候却突然哑了。他望着他，好象在回忆什么关于过去的事。茹小明也是一样，楞楞地盯着对方，脸红了。两人不约而同低下头来，悻悻地转身离去。
茹小明蹬上自行车，不断回头余望。背挎包的青年消失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
有人在背挎包的青年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他回过头来，发现是一个比他年龄略大的年轻人。不用问，他肯定是专刊作者的代表。
那位代表转身走出人群，背挎包的青年随后跟去。
“你就是那个贴纸条的读者吗？”
“是的，你是……”
“我是你要约见的人。”
“哦！”背挎包的青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高兴得不知说句什么话好。
“贵姓？”
“我叫周喜苑。请问……”
“我姓余，工人，学着写一写小说。”
“太好了！太感谢了！我是想碰碰运气，没想到你们真的愿意接见我。”
这个地方人多，说话不方便，他们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坐在一块预制板上聊开了。
“我是一个知识青年。”周喜苑说，“一九六八年下放到湖区农村，八年了，从来没有回过长沙。我不愿意回来，不想看见那些吵吵闹闹的大字报。我一看见那些东西就烦躁，象害了病似的。我也不想打听什么新闻，没有一条消息能使我产生信心。只有这一回，‘作乱分子’垮台了，我才受了震动，预感到冰山要解冻了。但是，在农村，反应是极端迟钝的，到现在，公社书记还在说，批邓是不许翻案的，再过一千年也是正确的。学习小靳庄，唱样板戏，还在起劲地搞。我很悲观，简直怀疑中国会不会沦为世界列强的殖民地。我不知道长沙的情况怎么样，想到这里来寻找一点光明。前天一早，我步行走过五一路，老远一看，又是大字报，人山人海，我就反感，根本不问问是什么内容，就绕道走过去。后来我听从我身边走过的人议论纷纷，都是谈的关于大字报的内容，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决定去看看。你们的文章写得真好。好就好在不单纯是歌颂一位已故的伟人，而是处处包含着对读者的启发，使人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我长期呆在农村，闭塞得很，想向你请教。”
姓余的青年作者对这个一身正气的知识青年很感兴趣，也许是为了创作的需要，他很乐意与他交谈。对于周喜苑提出的问题，他尽可能谈出自己的看法，使用含蓄的言词，弦外有音的诱导和启发。根本问题是，前途到底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为了作出判断，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的现状。姓余的青年作者，知识那样丰富，头脑那样清醒，使周喜苑大为叹服，简直产生了崇拜感。
两人谈得很投机，不觉时光荏苒，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余提议同到长沙饭店快餐部吃午饭，这才从那里起身。
“你在长沙有家吗？”余问。
“有。”
“家里有些什么人？，
“父母，一个哥哥，两个妹妹。”
“父母是……”
“那种最臭的阶层。”周喜苑的脸上渐渐浮起了阴云。
“家里人都还好吗？”
“不知道。”
“怎么，你还没有网家去？”
“不打算回去了。”
“为什么？”
“我是一个愚蠢的叛逆，无脸回去见父母。”
他的情况引起了余的极大兴趣，一定要他讲讲他的故事。他讲了，在那疯狂的年月，他怎样投身于卫兵运动，怎样遭受歧视，又怎样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家庭，以及怎样立志走革命的道路，乃至揭发自己父亲在家里的言论，害得他戴上反派帽子。他一边讲一边忏悔，象是唱着一首哀怨的叙事歌。
余问他：“八年不同家，你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跟农民一样；不，跟流浪汉一样；也不，我不知道应该算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余请他详细讲讲，他没有推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