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拢，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
“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所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译文】
姜太公说：“刑罚太严明，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反而要出乱子。[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人就觉得骚扰不安，为了逃避骚扰，大家就要迁移，不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容易发生动乱。”[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姜太公还说：
“一有贡献就奖赏，动不动奖赏，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不满足就滋长怨恨，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地过日子。真能做到人人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
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否则的话，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的结果，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动乱。”]
【经文】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译文】
齐国的名相晏婴说：一个好的臣子，固然应对上司忠心，然而忠心的过分了，就变成专权，那就不是忠了；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那就是不孝；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也会引起反掸。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香花毒草，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东西南北，不遗一隅。一国之君，普天同仰，老少美丑，平等对待。战国时的法家、韩国的申不害说过：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揽大权，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有鉴于此，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
【经文】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
“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
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阀，不可征伐。”]
【译文】
韩非子说：“读书人舞文弄墨，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认为力气大，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曹操则说：“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都要灭亡。”吴国的夫差，鲁国的偃王，就是“恃文者亡”的明证。吴起说：“上古时候的穷桑氏（即承桑氏）
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因此敌人不敢侵犯，民众文明安定，国王从容谦恭，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素书》（即《铃经》）说：“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才可以匡扶君王。国家如此，个人也一样，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让其率军征伐。”
【经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札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译文】
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父母亲非常感激，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愉快接受后，跑来向孔子讲述。孔子说：“子路做得对，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救了人有酬劳嘛！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养有奴隶，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按照鲁国的法律，向奴隶主赎人，是要交赎金的。]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孔子说：“子贡做得不对，你不收赎金，以后谁还敢赎人？”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因为他认为：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这是劝人为善。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显得很谦让大方，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得不到好处嘛）。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孔子曾慨叹说：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孔子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谦虚宽厚，影响到下面，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中央的人好善乐施，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中央的人高风亮节，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中央宽容温和，施惠于民，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道理何在？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影响到下面，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寸步不让了；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这就是说，社会风气的好坏，根源在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