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
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译文】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已，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也说过：“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辩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乖分’的意思。”]
【经文】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译文】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争功邀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经文】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
及其衰也，为好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
《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家，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译文】
老子的学生文子说：“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为的是指导民众，叫人理解天下之事，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
可是事与愿违，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作奸犯料的工具；为有罪的人辩护，冤杀无辜的人。”[这就是文字、学问的反作用。
文子又说：“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而是文化罢了。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大的问小的：‘天快亮了，你挖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小的说：‘死人已经挖到了，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他口中有一颗宝珠。’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就说：“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
《诗经》上说：绿油油的麦子，生长在山坡上，熟了以后给人吃。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快把它拿出来！不过，小子，你可得小心，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用椎子敲他的两颊，慢慢撬开他的牙关，千万别损坏了宝珠！’”
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
【经文】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
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圃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树也，树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译文】
至于国家建筑林园，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
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以防意外变故。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以为很小，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孟子说：
“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
国家搞这样的建筑，要遵循四个原则，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
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这样的建筑，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
【经文】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年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
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
“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译文】
崇尚、重用人才的政策，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人人都奉公守法，从善如流，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趋炎赴势，狼狈为奸，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最后，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操纵权柄，窃国篡权，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或被迫退隐。[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鉴于此，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李四是天才，你就信以为真，那就坏了。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老百姓有时很盲从，他们所说的圣人，也许是个奸雄，因为社会关系多，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他们所说的天才，也许是个骗子，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于是结成死党，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打击、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天下就会越来越乱。”
文王问道：“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
姜太公答道：“文官和武官，职权要分明。国王要出以公心，按职务、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实事求是，不讲人情，选拨优秀人才，考核他的政绩、才能。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
古人说得好：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人就会被蒙蔽；争名于朝、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出卖朋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破坏领导者的形象，丧失威信。]
【经文】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盅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译文】
《韩诗外传》说：“古代的士大夫在贵、富、勇、智、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也尊贵了以后，本来应该爱护别人，爱护朋友，行侠仗义，通情达理，实际上恰恰相反，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一阔脸就变，变的不近情理，不行仁义，飞扬跋扈，残暴不仁。”[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
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想穷也穷不了；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想下也下不来；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想倒霉也倒霉不了。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
家道富裕以后，本应周济贫困，扶危急难，可是有的富贵之家，不但不帮助穷人，投资社会福利、社会公益事业，广积功德，反而骄侈淫侠，挥霍无度，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家业凋零的下场。[这就是说，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
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勇猛骠悍，不是去保家卫国，而是好勇斗狠，欺负弱者，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聚众殴斗。[这样，勇武就走向了反面，于社会有害了。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这样国家就安定了。]
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做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而是使奸作诈，颠倒是非，[智慧就要走向反面。《说苑》说：“君子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小人也用权谋，但是为了干坏事。”]
容貌姣美，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放到树立形象、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外交之类的地方，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去行淫纵欲，[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
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