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之乱虽然已经平息，但是还有一点小事值得一提。
桑弘羊的儿子桑迁在燕王叛乱之后的逃亡途中，躲藏在他父亲桑弘羊的旧部下一个叫侯史吴的人家中。后来桑迁被捕处死，侯史吴就自己去投案自首了。
元凤二年的时候，诏帝正式搬入未央宫居住，因此大赦天下。
时任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共同负责审理燕王旦和长公主谋反案件，都认为“桑迁受其父谋反的牵连，侯史吴窝藏他，并不是窝藏谋反者，而是窝藏连坐者”，于是按大赦令赦免了侯史吴之罪。
后侍御史重新查处此事，认为“桑迁精通国家经典，明明知道其父桑弘羊背叛朝廷，却不加劝阻抗争，可以视同为谋反。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官吏，窝藏谋反者桑迁，明显与一般百姓窝藏连坐者不同，因此侯史吴不能赦免。”奏请朝廷重新处治侯史吴之罪，并弹劾廷尉、少府徐仁开脱谋反者。
乍一看，这只是一个关于执法者量刑问题的争论，或者专业点说是个司法解释的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
然而，其中被弹劾的一个人，少府徐仁除了官职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
田千秋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女婿。
所以他数次为侯史吴说情。由于担心自己的一件不被重视，所以他便在公车门召集中二千石官及博士官，商议应按法律判侯史吴什么罪名。参与商议的人知道霍光的意思肯定是要严办的，所以一致指控侯史吴为大逆不道。
霍光为什么一定要严办侯史吴？道理很简单。燕王长公主之乱，处死的全都是他的政敌，而维护此案中的犯人，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的巴掌吗？更重要的是，桑弘羊代表着武帝朝旧臣的一股势力，现在借着燕王长公主叛乱一案，对于这股力量必然是要连根拔起，永除后患。
召开会议后的第二天，田千秋就将众人的意见上奏朝廷。
于是霍光因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及以下官员，朝内、朝外言论不一，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入狱。
朝中大臣们都噤若寒蝉。大家都在揣测丞相这把麻烦大了。
关键时刻，刚刚提拔的太仆杜延年站了出来，为霍光分析了利弊得失。
“官吏开脱有罪之人如何处理，汉朝律令自有规定。而如今朝臣们进而诋毁侯史吴为大逆不道，从案件本身来说未免言过其实。再说，丞相平时做事公正，对人没有什么成见，而且一向爱为下面的人说情；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这个做法的确是很不应。但我觉得丞相在位已经已久了，又是先帝任用的人。若非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过失，还是不应该轻易废弃。况且近年来，百姓经常抱怨刑罚过重，官吏执法苛刻，罗织罪名。这次丞相商议的又是有关刑罚这种敏感的议题，如果因为此案而连累了丞相，恐怕与民心相背。极有可能造成朝中官员的议论以及民众的非议与流言。恐怕大将军的威名会受损。”
这段话有理有据，晓之以利，动之以害。不由得霍光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做法。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廷尉王平、少府徐仁被定为量法轻重、玩忽职守被投入监狱。后来，徐仁在狱中自杀，廷尉王平被腰斩。
至此，燕王长公主案才算真正的尘埃落定。
堂堂的百官之首，丞相要靠别人的说情才能免受时任大将军的责罚，这丞相当的也是真窝囊。
再来看看另外一些记载。
在元凤四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史书上只用了一句话记载：“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但是后面又跟了一句评论：“时政事壹决大将军光；千秋居丞相位，谨厚自守而已。
《汉书》上还有一条记载，诏帝刚登基的时候，霍光对田千秋说：“始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
田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
这两条记录看起来不怎么重要，因为田千秋这个丞相在汉朝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地位。
他能当上丞相，就是因为在戾太子刘据事件后，第一个敢于上书为刘据说话。正好说中了汉武帝的心事，因此青云直上，直到位居丞相。
而霍光当权的时候，他已经老得只能特别获准坐小车而不是步行上朝，因此还得了个小车丞相的外号。而且从他的一生行事来看，他好像也确实是一个比较低调，不爱在前台统领大局的人。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他是不愿意掌权，还是不能呢？
就是这几条不显眼的记录却反映了汉武帝之后汉朝政局一大趋势，那就是——相权的沦落。
从头说起。大家都知道汉承秦制。而毛主席更说过：“百代多行秦政治”。但是由于秦朝对待儒生不怎么的，而后世的史书十之九点九都是儒生所著
秦代，包括武帝之前的汉朝，丞相府的权力是很大的。不信咱们做个测试，说到秦朝，除了秦始皇之外，你脑袋里马上浮现出的人名有哪几个？
吕不韦、李斯、赵高。这三个名字出现的几率一定是很大的。
很巧的，上述三个人都是秦国的丞相。
从秦朝一直西汉前期，丞相的权力不断膨胀，甚至达到了威胁皇权的地步。这一时期也是相权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相权君权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
因此汉朝这段历史上一边是萧何和曹参等千古名相大放异彩，另一边却是从汉初到武帝之间共有三十多名丞相被杀。
可以说从汉初到武帝时，丞相的权力是处在一个不断受到削弱的过程中。丞相府门口的草，那是一年比一年深啊。
到了汉武帝时期，以他的雄才大略，当然无法允许一个权力太大的丞相在他身边分权。于是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鼎盛期到此彻底宣告结束。
从此以后，相权在中国王朝史上就再也没有等到咸鱼翻身的一天。
那么，武帝是怎样剥夺相权的呢？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制度：内外朝制，或者叫内外庭制。
先说几个概念：内廷和外廷，尚书和曹。
外廷指的是正式的国家政府机构，即以三公九卿及其官署为基础的正式国家行政机关。
内廷则是皇宫里面皇帝的私人随从组成的机构。比如尚书、大夫、侍中等。
汉代皇帝都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其余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也就相当于皇上身边的小秘书处，负责拷贝个文件啊，查阅下资料啊等等之类的活。
再看看丞相府的秘书处。丞相的秘书处称曹，一曹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司。丞相共有十三曹。
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政务的最终处理是归属于丞相府，而不是皇帝。
而皇帝的秘书处尚书有几个人呢？数手指头的话连一只手都用不完——总共四个。
这个实力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
你说这这种配置要给刘禅那种人是挺合适，有人帮干活啊；可是对于汉武帝刘彻来说，这是他不绝可能忍受的事情。
于是汉武帝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冠以大夫或者侍中等的内官头衔，然后收入内廷作为自己的智囊团。然后武帝将大将军冠以大司马头衔招入内廷，由此形成了取代外廷成为权力中枢的皇帝私人工作机构。
然后，汉武帝还将所有国家大政都归由内廷制定，以诏书的形式发送到丞相府。这样一来，丞相府的角色从决策者一下子变成了执行者。换句话说，丞相府的职权被架空了。
帝国权力重心向内廷靠拢，使得尚书的角色变得十分要，因为他的实际功能已经从皇上的打杂小秘书变成了皇帝直属的机要办公室。
由于在早期尚书和其他五尚一样，从属于少府，是皇上的官家和随从性质，因此早期的尚书和尚书令的地位是很低的。
自武帝朝将政务转由内廷处置后，尚书由于其地位日趋重要，而武帝由于害怕朝臣来分他的权，将尚书和另外一个机构中书一起交给中朝官员负责。
从名义上说，尚书的头头是尚书令，但其实这个名义上的头头意义不大。因为皇帝通常会让大将军、大司马等高官或者给事中、光禄大夫等比较得心腹的官员‘领尚书事’。
这个领尚书事，就是兼管尚书，参与政务。所以尚书令如果不是由这些人兼任，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这一点从《汉书》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汉书》中明确记载的担任过尚书令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霍光的助手张安世，另一个是石显的助手五鹿充宗。其他时间段，可能是尚书令空缺、也可能是担任尚书令的人地位太卑微而没有列名的资格。
因此虽然尚书此时从官员品级上说还是不入流的官阶，然而这却是一个位低权重的官。
《汉书》盖饶宽传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时任卫司马的盖饶宽向尚书投诉卫尉滥用职权，尚书因此责成卫尉更正相关行为。
卫尉可是位列九卿的高官，可见此时尚书的实际权力已经很大了。
再来说说另一个机构中书，中书的头头由宦官担任，称为中谒者令，就是所谓的中书令……
从武帝开始，就赋予了中书令领尚书事的权力，这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元帝时的著名奸臣石显就是由中书令的身份得以领尚书事，从而把西汉政局搞得乌烟瘴气。
在汉成帝时，对尚书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尚书由四人变成五人。此外，还剥夺了中书令领尚书事的权力，中书谒者令也更名为中谒者令。
尚书原来由四人组成，称为四曹。分别是侍曹尚书，成为五曹。
至此，尚书从形势和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了帝国政权的核心机构。
随着权力向内廷的转移，皇帝们达到了削弱相权、集中皇权的目的。然而，这也导致了外廷权力真空的出现。
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当皇权旁落时，帝国的权力就掌握在了与皇帝关系亲
形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当皇权旁落时，帝国的权力就掌握在了与皇帝关系亲近的外戚和宦官手中。而由于外廷实际上已经被架空，所以就导致了西汉后期和几乎整个东汉年间外戚宦官轮流或者一起专政的局面。
而西汉正是亡于由于王氏外戚专权几十年而导致的王莽篡汉，东汉之亡则肇始于桓、灵二帝的宦官专权，这是后话。
然而追根溯源，这是权力由丞相领导的外廷向皇帝私人机构内廷转移的必然结果。
尚书和中书，经过后汉、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到唐朝时发展成为了外朝的中枢三省而其长官仍然称为尚书令和中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