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声看连环画看得不安，翻了几页便扔下了。大好的晴天，闲着无事，寻找消遣，这对他来说要算荒唐了。山里人象水碾坊里的石磙子，一年转到头，已成积习。他想起，手无缚鸡之力的杨瑶月在勉强干着她不能胜任的粗笨活，怎能视而不见呢！尽管是在这里做客，可山里人是把帮助主人家干活当做礼物带来的。
他去了，没有告诉周芳龄，因怕她阻拦。
那把刷子到了曲振声手上，变得又轻巧又灵活，好用多了。他刷一个小时比杨瑶月一天的效率还高。
就要完工的时候，柳艳芝从外面回来。
“累了你们，喝了茶吗？”这是一句冷冷的客气话，脸上没有笑容。
“不用不用，就完了。”杨瑶月说。
柳艳芝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想请他们喝茶。她并非吝啬那点开水和茶叶，而是觉得没有必要。愿意帮她做事的人多得很，有时还要消息灵通、手脚麻利才能争取到一次机会。她不但不感激他们，甚至觉得这些人很讨厌。互相心里都明白，帮她做事是因为有求于她。所以，柳艳芝不需要感谢杨瑶月，而应是杨瑶月感谢柳艳芝给了她一个献殷勤的机会。
柳艳芝忙着淘米做饭，随便与杨瑶月搭讪几句。
“这位小师傅是哪里的？我怎么没有见过面？”
“他就是我们下放九龙山的时候，离得最近的邻居。我们两家人相处两年，关系一直很好。这小伙子和他妈妈对我们教育很大。”杨瑶月故意多说了两句，并且生硬地用上“教育”二字，意在使柳艳芝相信，她和女儿周芳龄确实在九龙山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应该允许周芳龄留城。
柳艳芝装作听不明白，不发表评论。曲振声觉得这个女人冷淡得不可思议，要是在乡下，会被人认为“死不贤，烂不贤”，臭名扬千里。可她为什么竞能得到杨瑶月的敬重？
“她是做什么的？”曲振声小声地问杨瑶月。
“居委会的主任。”杨瑶月说。
“官很大吗？”
“不大，可手上有权，我们小龄的留城证和招工问题都得请她高抬贵手。”
曲振声明白了，心里在嘀咕：原来城里人也有这样下作哟！为了求人给点好处，竟能厚着脸皮献殷勤。这在山民们当中倒是不普遍的，谁这样做就会招来旁人的鄙视。他有点后悔不该来帮这个忙，但一想到周芳龄，也就无怨了。刷完墙，又清扫地面。柳艳芝走进来验收，杨瑶月趁机与她攀上话。
“柳主任，您看还刷得可以吗？”
“晤，可以。”
“幸亏有这小伙子来帮忙，不然，难有这个水平。”
“晤。”
“等墙上千了以后，我们再来帮您把屋里的东西摆好。”
“你不要来了。”柳艳芝皱着眉头，有点厌烦地说，“我们自己有人手，又不是寄生虫。”
她的态度使杨瑶月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敢怒不敢言。就连曲振声也来火了，恨不得把刚刷的石灰刮掉。
柳艳芝却并不曾意识到自己过份了，她早已习惯于用这种态度对人。动荡时期以前，她不是这样，那时提倡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她很能从自己做起。她处事公道，待人和蔼，是个不错的街道干部。当然也有得罪人的时候，不过得罪的都是那些阶级斗争的对象及其家属。”文化革命”一来，她吃了苦头，扒手小偷都举旗造反，给她以狠狠的报复。他们宣布她是反派修正主义分子，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是区里某某干部的野老婆。所有这些罪名都不需要有确实的根据，扣到头上就是了。于是，残酷的武斗加到了柳艳芝身上，她跪过搓衣板，挨过鞭子、棒子和拳头。打断了两根肋骨，揍聋了一只耳朵。腰上也留下重伤，躺了半年才起床。直到如今，天一变就全身酸痛，那深深的仇恨使她无法遗忘。她恨那些与她有仇寻报复的人，更恨那些平索无冤无仇，斗争会上使劲跳高，助纣为虐的人。从那段苦难经历中她算是把人看透了，笑脸和美言都是靠不住的。似乎人世间除了利用和报复便没有再高的目标了。得意时不要当傻瓜，省得失意时后悔自己为“太善。她再也不相信学雷锋会有什么好处，急风暴雨似的群众运动一来，温文尔雅建立起来的一切全然没有用了。她信奉了单一的彻底的斗争哲学，把善良看成愚蠢，把谦恭和忍让看成懦弱无能。又见那许多从“文化革命”中发迹的人们都很懂得为自己谋取利益，只要口号不喊错，干什么都是无妨的。于是，她也懂得了怎样当居委会主任，同她自己的过去永别了。
现在的居委会主任，权利比从前大得多，管天管地，还管人家的饭碗。哪家有个待业青年，给不给饭吃由她定。她的家里一天到晚不离人，这个求情，那个讨好，杨杨嗦嗦，没完没了。再好的脾气也会厌烦的，何况她的脾气早已不好了。她说话专捡简单的，难听的，不怕人心里不舒服。这回不舒服，下回不来了，她正好图得一个安宁。偏偏人都生得贱，讨了没趣也不走，脸皮都是涂了漆的。
杨瑶月的脸皮也涂了漆，一面刷墙，一面往自己脸上涂漆。可惜她涂得太薄了，柳艳芝一句话，就说得她满脸通红，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她想起十年前，柳艳芝见了她，口口声声“杨老师”。她教过她的文化。那时，这位居委会主任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世事沧桑，人情冷暖，十年过去，变成了这样。她不堪受这窝囊气，为了自重，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
出了门，又悔恨不已。当初为什么低三下四来帮她刷墙？事情做完了，又不告而别，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她真想当街哭一场，发誓永远不求人。
奠谓曲振声不聪明，他把这一切都看明白了，为了周芳龄，为了替杨瑶月鸣不平，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勇气，要折回头去找柳艳芝说一句话。
回到门口，他又胆怯了，自知不是干这种事情的人。他犹犹豫豫，痛恨自己胆小，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似想把自己砸扁。正好柳艳芝开门出来，手上提着一个酱油瓶，抬头一见曲振声那失常的样子，吓得往后一缩，不小心把酱油瓶滑落在地下，摔碎了。意外的变故使曲振声麻起了胆子，大跨两步闯进门去，指着柳艳芝，脸暴青筋地说：
“哎，看不起我们九龙山的贫下中农？”
“这……这话从哪里说起？”柳艳芝且说且退。
“周芳龄在我们那里下放两年，为什么不作数？”
“谁讲不作数？作数，作数。”柳艳芝吓得脸发白，想起了九年前的皮肉之苦。
“你发不发那个……那个证？”
“发，发呀，不过……哎，同志，你坐，请……”她哆哆嗦嗦地顺手拖了一条沾满石灰浆的凳子摆在屋中间，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凳子是不能坐的。
曲振声无话，只是眼睛冒火，象吞得下一个活人。
“请你们，请你们……”柳艳芝勉强扮着笑脸说，“你们那里的贫下中农，哦，党组织，写一个证明来，就发留城证。”
曲振声的猛劲已经过去了，自知不能在此久留，一转身，出了屋，登登登地走了。
杨瑶月还在原地等他，见他满脸通红地走来，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不说。
家里已摆好了酒菜，人一到便宣布开餐。曲振声象木头一样，不知是怎样坐下的，又不知吃了些什么菜。心里只是在想：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快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