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条麻石铺路的小巷里，两边排列着一色的小楼小院。每一个小院都有一余厚实的双合大木门，大门上又挖一个小门洞，装上一扇只能一人通过的狭窄的小门。门头上原来多半都有横额，写着“馨园“芳圃“清居”“雅寓”之类的字样。有的是阴刻，有的是浮雕，有的是磨漆金匾。不过现在已很难看清那些字了，能刮的已经刮除，能凿的已经凿去，实在无法消除的便只好留着。从前都是一个院子一家人，现在多半是好几家挤在一起，在院子里装一个自来水龙头，公用。
这里有个格局偏小的院子，麻石的门楣上，“日省庐”三字虽然用水泥填上了，仍旧依稀可辨。里面的小楼是两层的，每一层都有一丈多高，砖砌的墙，木制的楼板和栏杆。大门敞开着，老远就能听见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格格的嬉笑声，里面都是一些女人，大多是年纪轻轻的，看样子，分不出谁是姑娘，谁是嫂子。
这是一个塑料瓶花厂，女工们面前摆着堆积如山的花瓣、叶片和枝条。她们灵巧的手把花的零件拼装起来，做成一柬束永不凋谢的花枝。这种劳动是不需要用心的，机械的动作重复一遍又一遍。为了减轻疲劳，寻丝觅缝找话说。谁家的男人寻野食，谁家的毛毛学话早，都要重复讲上百十次。有时也来恶作剧，互相寻开心，语言越来越不雅，玩笑越来越出格。
周芳龄从门外走进来，女工们的情绪又兴起一个新高潮。这个喊，那个叫，纷纷向着她招手。
“喜鹊子，快来快来！你上回讲的故事我们又忘了。”
“喜鹊子，留城证到手了吗？”
“喜鹊子，少去游游荡荡，来帮我们做点事吧！”
怎么叫她喜鹊子？这是褒还是贬？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么？
是的，她变了。人还是那样漂亮，辫子还是从前一样长，只是脸上褪去了红润，苍白的面孔嵌着一对有点发直的大眼睛。眼里闪射出一种异样的光来，象随时都在向着她所看见的目标倾诉，又象总是在说：“不要躲着我，不要躲着我。”
她走进了女工们的车间（原是客厅），拿起一枝粉红色的映山红，说道：“这算什么花呀，丑死了，扔在路边还没人捡呢！九龙山，满坡满岭，到处都是这种花，看腻了，山里人连砍来做柴烧都不屑，怕熏黑了屋子。”
“九龙山那样好，你为什么要回来？”有人这样说。
“问你自己，”周芳龄不示弱，“你下放的湖区，鲜鱼嫩虾当饭吃，你为什么要搞个假病退证回来？”
“嘘——”有人用指头在嘴上做了个打封条的手式，意思是，不要把这些不能说穿的话拿来讲。
“偏要讲。”周芳龄执拗着，嘴比从前快多了，“本事大的可以走后门招工回来，本事小的可以弄到病退证．我们没有本事的下了乡还不算数。你们说这是什么道理？我跟我妈在那深山孤庙里住了两年，不算上山下乡么？我们是哪天去的，哪天回的，中间做了些什么事，认识了一些什么人，我可以给你算出流水账来。可是居委会主任一口咬定说，公社没有接受我们当社员，我们是在试验林场吃了两年闲饭。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重新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对不起，这话可能不对。不过也没有啥，反正我是经常这么说的，要成反派早成了，等不到今天。”
听着的人表情都是奇怪的，既同情，又开心。多半是因为听她说得太多了，总是那些老话，又总是那么气忿，那么认真。一首悲凉的叙事歌，倘每天都挂在嘴边唱，感人的力量也就消失了，久而久之，会使人觉得唱歌的人有点疯。
“喜鹊子，你讲的那些故事太离奇了，人家不相信。”有人故意刺激她。
“不相信？”周芳龄过份认真地与人争辩起来，凭什么不相信？他们去调查过吗？你说是哪一点不相信，你说嘛！”
女工们见她这么容易被激怒，都为之苦笑。
“你们笑什么！”周芳龄更加恼了，“笑我倒霉，笑我没有本事找到工作，是吗？可别忘了，你们自己也有过可怜的时候，才当了几天集体工？”
她这样一说，大家就连苦笑都不敢了，只好发出几声表示同情的叹息。周芳龄内心的反应是极其灵敏的，一当得到同情，就立刻现出了原来的本相——纯真、正直、善良。她需要别人了解她，需要友谊和温暖。她同一般的青年女子一样，愿意生活在热气腾腾的集体中。可是她没有资格进学校，也没有机会参加工作。她象一只脱离了鸡群的小鸡，惊慌地呼叫着，奔走着，对一切危险的征候都特别敏感。她总是觉得世界不公平，时时怀着委曲的心理。离群的小鸡有时会钻进邻家的鸡群以寻找慰藉。周芳龄也是一样，她不时来到这些女工们中间，帮她们扎花，听她们扯一扯天南地北的新闻，也把自己的经历不厌其烦地无数次重述给她们昕。当她们表示理解的时候，她把她们当成姐妹；当她们使她感到受了伤害的时候，她会翻脸。她不允许别人不听她的诉说，谁表示厌烦就是对她怀有敌意，同居委会主任柳艳芝是一路货。人们称她喜鹊子，她几曾有过欢喜的时候？也许是安慰，也许是解嘲，也许是形容她饶舌，才送了她这个美名。开始时，她很恼火，后来听惯了，也只好答应。每听到一声“喜鹊子”，她的心就挨了一击。
“我求求你们，”周芳龄在工作台前挤出一个位子来坐下，拿起一朵百合花来，怜惜地抚摸着说，“以后别再叫我喜鹊子好不好？”
得到的回答是一阵内容复杂的笑声。有人说：“喊你一声喜鹊子有什么不好？这是最客气的呢！你问问在座的，谁没有一个外号？你那个是最好听的，还不满足？少来点知识分子的奥气了，连你爸爸都放下了架子，你还放不下？”
这话说得倒是实在，周芳龄无可奈何。她心里空虚，无聊，情绪变化无常。女伴们把话题引向别处，她没有听见，心不在焉地帮她们装配着花枝，以消磨时间。忽然她烦躁起来，把刚刚拼装好的花枝拂在地下。
“你癫了？”女伴中有人抗议。
“我傻了。”周芳龄说，“你们劳动是有工资的，我干了白干，真傻。”
“谁也没有请你来呀。”
“是的……是的……”周芳龄用卑怯、哀怨和愤愤不平的眼光，久久地盯住说话人，嘴唇蠕动着，挤出一些话来，“谁也不会请我来，谁也不需要我。我是多余的人，只会吃闲饭。成天在这儿遛遛，那儿坐坐，喜鹊子，惹人心烦，看着刺眼……她哭了，眼泪顺着鼻子两侧缓缓地流下来，“可是……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学点儿乖呢？为什么……”
有个好心的女伴诚心诚意地劝她说：“周芳龄，想开点吧，有人养活你，你怕什么！我们这点工作不也可怜？一天坐到黑，三十块钱。名声又不好，街办厂子，集体工。我要是象你一样长得漂亮，才不到这个鬼地方来，找个有权的、脚路宽的对象，管他年纪大也好，丑八怪也好，只要日子过得好。听我的劝吧，实在一点。眼睛望着天，天上不会有后门，也不落金子银子。”
“唉！”周芳龄叹一声，用手绢揩干眼泪，从这里走开。她想起了峰艳婆，想起了“红颜多薄命”。难道当真逃不脱命运的杨网么？
她精神恍惚，走下台阶，眼睛视而不见，撞上一辆三轮车。车上装着煤，蹬车的是那个人称骆驼的老单身汉。他脸上糊满了煤灰，从发际黑到下颏，从鼻子黑到耳根。唯剩眼白还没有污染，眼里漾出抱歉的、凄凉的微笑。
周芳龄望他一眼，在对比中找到了安慰。自己虽是不幸的，而不幸的人岂止于她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