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敌人对我红军构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方面军总部见处境危急，立即率全部主力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向皖西转移。这时，敌人的各路“围剿”部队已云集根据地内。红军所经之处几乎都有敌人重兵把守，飘扬过革命红旗的十几座城镇已全部沦于敌手，红军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
严重的敌情使张国焘翘在天上的尾巴一下子夹了起来，他成天哭伤着脸，到处叫嚷着：
“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
“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
于是，张国焘慌忙连向中央告急。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悉知鄂豫皖的斗争情况，曾经电示给张国焘，指出红四方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疲劳和分散敌人的力量，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的“围剿”。复电如下：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稳打。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应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利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战，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莱一点，以便刺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罩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任务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成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平汉路西行动。
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在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我们既已失去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便只能从皖西方向想办法。
方面军总部率红军四个师抵皖西金家寨后，与那里的红军会合。这时，皖西的“进剿”之敌已西越淠河、独山一线。红军计划首先挥师六安方向，打击深入叶家集、独山镇的敌人。但部队隐蔽行动不够，行至东西香火岭，即与迎击之敌遭遇，打得很艰苦。敌人后面的两个师又经沙窝、新店追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红军决定，南下英山，会合地方武装，寻机歼敌。
走到燕子河，听说英山也被敌占领，部队停下来就地休息待命。分局在燕子河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等。鉴于“围剿”之敌已从四面八方深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红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张国焘、陈昌浩都主张南下先取英山，以英山为立脚点，喘息待机，与敌周旋，恢复根据地；如继续受敌重兵压迫，则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到外线，向潜山、太湖方向转移，伺机打回根据地。有的人不同意红军跳出外线，积极主张将部队拉回黄麻地区。有的人认为，如果红军暂时跳到外线作战，不如西出平汉路以西应山、随县、枣阳一带有利，因那一带有党和红军活动基础，南靠桐柏山，地形条件也比较好。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太的计划，以一部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作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九月底，方面军由燕子河经西界岭、五显庙直下英山，拟打击敌人。这路敌军和其他敌军一样，依托工事坚守防御，使我无隙可乘。红军遂移而东进，由英山以西的石桥铺分两路行动，至新洲会合后，于十月上旬末抵黄安的高桥河、河口镇地区。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向黄麻地区转移，立即由东而西穷追不舍。同时，西线敌人和中路总预备队，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我先头部队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则同敌人遭遇；红军另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人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部后，红军急向黄柴畈转移。
二
抵黄柴畈地区的当天，尾追红军的敌人先头赶来，又向红军发起猛攻。血战至黄昏，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毙俘敌副师长以下近千名。敌立即部署新的合围，准备从南面和东面向红军进攻。红军处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
红军怎么办是继续留在根据地打，还是跳到根据地外面打这是当务之急要解决的行动方针问题。十月十日晚，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
关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红军跳出根据地打，待机歼敌后再返回；另一种是主张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分散游击。张国焘是前一种意见。他认为：反第四次“围剿”中，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各次战斗未能完成击溃敌人的任务，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的主要城镇被敌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红军在内线作战已无希望，只有离开苏区才是出路。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如果将红军主力继续留在根据地进行战斗，是毫无希望的。关于红军的转移方向，他提出：去平汉路以西，与那里的红军会合。有的同志认为：反四次“围剿”红军未能击退敌人，处于被动和失败的地位，是客观事实。但是，红军不应脱离根据地。在敌人重兵深入根据地的情形下，可采取分散游击的办法，坚持游击战争，待机破敌。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不同意后一种意见。总指挥也赞成将红军主力暂时拉出外线，待调动和歼灭敌人后，重返根据地。总指挥说：
“根据地中心区域已经被敌人占领，我大部队不易活动，又已丧失了歼敌一路的机会；要分散游击，地方游击队还行，大部队就有许多困难，敌人兵力总比我大，有几十万人，而我根据地仅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只要枪一响，不用两三个钟头，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合击而来，更何况你分散敌人也会分散呢！”
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多数部队共十三个团约两万人，一万五千支枪，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从八月上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红军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失败的教训，概括地说，主要是：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没有及早进行反“围剿”准备，丧失了主动地位。第二，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是率尔应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始终未能形成战役战斗中的优势。第三。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如果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那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争取胜利是有希望的。
总指挥认为，部队过铁路西到苏区外边把敌人引出去，与敌人周旋，选择其弱点歼敌一部，击破其‘围剿’后再回苏区是可以的。但是张国焘丧失了信心，认为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