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同一届毕业同龄人很多占了大部分，海子、莹子、伏妹子、阿荣、小小、还有我的堂姐广兰都是的。海子是和我同年的，他人长牛高马大，虎背熊腰，国子脸长满了青春痘，性格很外向嘴巴特别会说话。我一直是在他的保护的对象，可能是想突出男孩子特有的正义感吧。他学习成绩也好，在小学我们是不同班的，到了初中我们是同班同学。那时和他在一起也做过好多傻事，在儿时的印象中，他算得上是和我青梅竹马的朋友，我们在一起玩扮家家，一起玩泥巴一起让家长骂一起在桑树林中摘桑葚，在一起吵吵闹闹长大的。直到上了初中我们话题越来越少，加上他有点骄傲，有点炫耀自己，因为他有个在政府计划生育办工作的哥哥，又加上他是家里最小的。有时候他半夜三更饿了也会磨他妈妈起来做宵夜吃。他身上有了我很多不喜欢的缺点，总觉得和他有道越不过去的鸿沟。
以前我就很少和邻居家的儿时伙伴玩在一起，总觉得有障碍，和她们格格不入，没有共同语言也融入不了他们的世界。莹子的学习成绩很好，可她老喜欢在我堂姐面前说我坏话挑拨离间我和堂姐的关系，让堂姐不和我玩在一起。有时堂伯看到我不上她家玩，伯伯升觉察了点我和堂姐好像不合的蛛丝马迹，他就会骂堂姐，又来哄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有说笑为止。
堂伯——升很喜欢我们对奶奶也好，我对我们范氏家族的历史很多是他教我们的。他教我们背范氏的辈份表，教我们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家隔壁就是我们的范氏祠堂。
说起这个祠堂有点历史的：这个范氏祠堂秋收起义时期原红一、三军团后方总医院。在2007年9月份范日葵伯伯自费把范氏祠堂建立了——红军革命历史博物馆。小河乡红军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名，也是由李志民的夫人刘萍女士题写的。当时浏阳籍开国上将李志民的女儿李新星、女婿陈庆立特意从北京赶到小河乡为博物馆揭牌。李新星说，父亲在小河战斗了很长时间，从1929年9月开始，父亲就兼任后方总医院的政委。红军博物馆本身也是重要历史遗迹，秋收起义后，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就开始在范家祠堂设立了后方总医院，持续时间达6年之久。红军的伤病官兵就住在后方总医院、分院或百姓家中，后来许多伤员牺牲在小河，安葬在小河烈士岗。这个是我可以值得骄傲和炫耀的地方，因为我也是红军的后代。
堂伯的亲生父母就在我家隔壁，只是过继给了另外一房的兄弟。他们祖上三代都是红军的后代，祖父是曾跟随彭德怀战斗过的老红军，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抗美援朝。他有11兄妹，他和日葵过继了另外两个世伯，过继出去的这2个伯伯都是很爱荣誉、也有信仰，也很传统的；那6个堂姑都相继出嫁。在爷爷去世时是他和婶娘帮我们主持大局，升伯伯很热心也孝顺奶奶，那时妈妈不在家，奶奶不舒服家里来了客人都是婶婶帮我们做饭招待客人。每天晚上都会来陪奶奶说说话开导奶奶想开点，说：“失去宝古子（死去叔叔的乳名）不是还有春根（爸爸的乳名）和秋模（小叔叔的乳名）在身边，还有三个听话的孙女和媳妇，还有个孝顺的女儿和女婿还有个可爱的外甥，他们一样会孝顺我的，难道这么多人还抵不过他。”有时也会陪奶奶喝点小酒，说说老事都是那老掉牙的事。
期末考试后我在彷徨不安中等待，日子过一天像一年那时我真正懂了叫度日如年。到了7月5号那一天，我早早的吃了饭去学校领成绩单。那一天天气阴霾，飘着几个雨点，乌云密密麻麻铺满着整个天空。夏天的雨是说下就下的，来得及时去的也快。奶奶的习惯，每天6点起来，先空腹喝一两白酒，然后烧火蒸饭之后就叫我起床，我是和奶奶住一起的，每天早上起来回到自己家里吃饭。叫了我之后就到我家窗子前叫两个妹妹起床。我和奶奶家是隔了点距离的，我们都爱睡觉，有时候叫我半天我也起不来，那个时候的我特别贪睡。在我们那地方经常我们家是最晚吃早饭的。奶奶不停的在我身边唠叨不停，奶奶是急性子，说了要做的事马上要完成，不然就说个不停。奶奶说去领成绩单，要穿漂亮点。我虽说也是个急性子，但我有点怕面对结果，磨磨蹭蹭的不想去。吃了饭后见我还没有动静，小妹维和小叔也加入了催促行列。
我的小妹维那时才7岁，小时候的她整天让建春打扮像个漂亮的小公主，一对有神的大眼睛，活泼好动的她，每天就像只招枝花展的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扎着一对辫子配上漂亮的头饰真美丽，随着他活蹦乱跳动的节奏飞舞着。她也是瓜子脸配上咖啡色的肤色，从小就突显他的身材高挑。那时他也上学了，经常上奶奶送着上学，又爱哭鼻子。送他上学还得陪着她，每次都只能偷偷走掉，不然又哭得不可收拾。在我们家最开心快乐的就是她，爸爸的宠爱和我们全家都宠爱，就是因为她从小就吃了很多苦和委屈，我加上她最小。很小的她任性、贪玩、能歌善舞，衣服每天都要换几套，吃饭也是一天最少四餐。是零食惹事得祸，从小就嘴巴没停过。
我的小叔平时不爱说话，在我们这些亲人中都独来独往，只有在他要好的朋友面前才滔滔不绝，还有涉及到自己特别熟知和自己喜欢的话题才会话多，他在家人面前是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你别看他沉默不语看上好像去很严肃，其实他也很平易近人，很好相处，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说话。
其实他也很伟大，从19岁就担负照顾我们的责任，因为爸爸经常不在家，所有的农活都在他身上。只是他不懂照顾自己的生活，他的衣服都是姑姑帮忙打点。处理问题上也绝对冷静和理智、独立，就是偏执古怪，他不感兴趣的事，你再怎么说他也面无表情，无动于衷。还有喜欢拖延，每次叫他去做事，早上叫他就要拖到下午，有时到下午又不想动说拖到明天了，没少让奶奶说。叔叔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很丰富多彩的，我想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应该会充满激情，在感情上可能不善于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己的感受和情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很有意义的事，到了他面前他内心世界是很平静的。就在奶奶说他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反抗，以逃避来避免矛盾争吵，或者走向另一极端——大发雷霆。只有在那时他可以看到他的脾气。比如：有时候我和建是习惯性吵架，他从来不会来劝架，只有我们吵架呼到太过人时他才出面制止。
这性格的他直到现在也没有成家，以前别人给他说媒，那说媒的人把那通信地址给叔叔让他写信给那个女的，可叔叔写好了把他放在床底下不寄出去。路途也很多人上门给他说亲事都没成。到现在他也想成家的时候翅找不到合适的，我们都想叔叔成家，因为他的心里也很苦。因为叔叔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他、管束下他，他有时候会打打麻将、抽烟、喝酒。
这下可好了，他们亲人都来了还这么大架势和惭势我招架不住，只好利索的收拾准备出门。到学校当那一张薄薄的成绩单发下来到我手中，让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我差点落榜了。当时我很担心我上不了中学，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关，我没有好好发挥优势到最挂状态。我头一个念头就想到罪魁祸手就是——梅兴。当时我心情很失落、压抑、各种情愫夹杂，我简直是糟糕透了。程鸿在快接近期末考试的时候骑自己车去大溪河游泳，从桥上摔下最后骨折了，毕业考试也没有参加。
我们这代80年代的人都说赶上好时代，没受什么罪，也没享什么福。我经常在想：人的成长虽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但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社会角色的殊异，还有就是思想教育不同，经历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这样的一个文化体系。80年代的我们出生的时代是中国开始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建构一种市场化和商业化的逻辑的时代。8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被打破，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惯性，这种一体化的被打破只是凸显了社会的分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旧的正统意识形态虽然还在继续它的惯性，但也留下了一种异质性的空间，使各种思想得以被引进并不可遏制地生长。从而，80年代掀起的文化热和“新启蒙”，实际上构成了在这个时代出生的人的先天性文化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说80年代人就是从这个文化土壤里破土而出的。在80年代，与文化热、“新启蒙”遥相呼应的是城乡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弥漫在“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乐观主义之中。当父辈们在漫长的苦难中终于能收听到收音机时，这个仍然与父辈隔膜、就像是一个异质性的遥远的存在物已经植入了这些刚出生不久的80年代人的最初的无意识记忆。
书上说我们80年代的人是出生在一个徘徊，彷徨的年代。当我站在熙嚷的十字路口时，我分不出东南西北时我在想：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年代。我信。因为我们在社会的主流地位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六、七十年代的人们始终都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常常被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们压的喘不过气来……也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我也信。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八十年代的村子里永远都是一幅茅草屋、炊烟、唯美的画面。八十年代的一拨人爱幻想。改革的大旗在八十年代举起以后，唯美的幻想也就成了这一代人心底永久的烙印。我也加入了这拨人的队伍。
我怀揣着梦想在刹那间打碎。我不敢回家，不敢面对亲人的目光和期盼。到最后是那个体育分救了我，我的体育考试没有参加，我是个残疾人用残疾人证是可以免考的，加满分30分的，这张证还要多感谢我的父亲，要不是他我真上不了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