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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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过三七

  人的品类不同,所犯错误的性质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对贤者的责备要严,对一般人的错误责备要宽。如孔子批评管仲,正是由于把他当做一流人才来看,才惋惜他没能成就更大的事业。对一般人如果象要求贤者那样,那普通人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

  【经文】

  [议曰:杨恽书云:“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皇皇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

  【译文】

  [赵子议论说:汉代杨恽在写给孙惠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这就是衡量过错要有不同的标准的道理。]

  【经文】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议曰:夔、龙、稷、契,王者佐也,狐偃、舅犯,霸者佐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观之,孔子以管仲为夔、龙、稷、契之党而观过也。]

  虞卿说魏王曰[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于魏,恐魏不听,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钓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

  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

  【译文】

  孔子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党,就是品类。小人不能做君子事,当然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小人犯错误就该宽恕,不要责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候的会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还是小看他,曾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哪!’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夔、龙、稷、契(虞舜的臣子),这是天子的辅佐,狐偃、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器量狭小。]

  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以求取自身的封赏。但楚国若攻打燕国,必须通过魏国。虞卿怕魏国不准楚军通过,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国可是很强大的,可以说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钩之重,不是马能驮起来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呢?”

  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按语】

  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因为贤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一举一动都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即为尊者讳。势位一尊,就成了圣人,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然而一旦倒台,就又成了千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独夫民贼。所以为尊者讳的人,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所以笔者认为,对尊者也应如对贤者一样,要求严一些,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而对待普通人,则不妨宽容一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宽容,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缺点,乃至错误。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如果没毛病,对你随声附合,你怎么看怎么舒心,还用得着宽容吗?

  势运三八

  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

  所以明君在位时,是太平盛世,坏人也不敢做坏事。暴君当政时,好人也会变坏。社会风气也是如此。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还有一句古语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统治者的榜样对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

  【经文】

  [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译文】

  [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

  【经文】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

  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

  “衣食足则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肖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

  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能有志不移者鲜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篷、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

  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行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

  [议曰:《尚书》云:“殷网弗小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网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厌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厌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

  【译文】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

  《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

  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

  “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读,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

  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

  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

  【按语】

  势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潮流。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便能挟裹各种各样的人朝同一方向行进,这是很难抗拒的。人们常说: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潮流,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个别时候,是由民意形成之外,更多的时候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推动起来的,所以权与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势,或曰潮流就有好有坏,既可使人向善,也可使人向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当时的社会潮流是六亿人民齐发烧,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放卫星,亩产粮食几十万。当然也有不发烧的个别人,如彭德怀,结果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家。”全民吹牛皮,结果是全民饿肚皮。十年浩动,是又一次由上面推动起来的潮流。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掀起一股造神狂潮。有敢于怀疑者,如张志新,不但给送上断头台,而且还割断喉咙。这就是势运。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是讲潮流可以改变人。所以权势者在造势时一是要谨慎,否则,势一旦形成,再想力挽狂澜,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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