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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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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