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在齐、尹文子生子不类、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妇、吾将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则尧舜之妃复可疑也，此二帝圣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岂可类乎，然举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贤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愿无言，文留妻矣。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
子思谓孟轲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故君子高其行则人莫能阶也，远其志则人莫能及也，礼接於人人不敢慢，辞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
申祥问曰：“子张之子殷人自契至汤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同喾之后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独否，何也？”子思曰：“文质之异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断虞芮之讼，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来？’耆老曰：‘欲得菽粟财货。’大王曰：‘与之。’与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问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大王曰：‘宗庙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过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业，广其基焉，虽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问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谓之二伯。周自后稷封为王者后，子孙据国，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为诸侯矣，焉得为西伯乎。”子思曰：“吾闻诸子夏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瓒鬯之赐，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此以诸侯为伯，犹周召之君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雠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陈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无作乎！”於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