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四始之体，惟《颂》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无定，以故说诗者，人自为说。若孟轲、荀卿之徒，及汉韩婴、刘向等，或因事傅会，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时王公大夫赋诗以昭俭汰，亦各以其意为之，盖诗之来固如此。后世惟《十九首》犹存此意，使人击节咏叹，而未能尽究指归。次则阮公〈咏怀〉，亦自深于寄托。潘、陆而后，虽为四言诗，联比牵合，荡然无情。盖至于今，饯送投赠之作，七言四韵，援引故事，丽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挛极矣。岂所谓诗之极变乎？故余谓《十九首》，五言之《诗经》也。潘、陆而后，四言之排律也，当以质之识者。
今人作诗，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说者，谓盛唐诗即景造意，何尝有此？是则然矣。然以一家言，未尽古今之变也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未极。七言犹以闲雅为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浡牛溲，咸成郁致，于是诗之变极矣。子美之后，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拳，以当市肆万人之观，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为故事所使。如禅家云：「转《法华》，勿为《法华》转。」使事之妙，在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可意悟不可言传，可力学得不可仓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诗道衰。我朝越宋继唐，正以有豪杰数辈，得使事三昧耳。第恐数十年后，必有厌而扫除者，则其滥觞末弩为之也。
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
诗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为病者。摘瑕者因而酷病之，将并古人无所容，非也。然今古宽严不同，作诗者既知是瑕，不妨并去。如太史公蔓词累句常多，班孟坚洗削殆尽，非谓班胜于司马，顾在班分量宜尔。今以古人诗病，后人宜避者，略具数条，以见其余。如有重韵者，若任彦升〈哭范仆射〉一诗，三压「情」字；老杜排律，亦时有误重韵、有重字者；若沉云卿「天长地阔」之三「何」，至王摩诘尤多，若「暮云空碛」、「玉把角弓」，二「马」俱压在下，「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青菰临水映，白鸟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检点处，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风云雷雨，有二联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见者，今可以为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独老杜最少，盖其诗即景后必下意也。又其最隐者，如云卿〈嵩山石淙〉，前联云「行漏」、「香垆」，次联云「神鼎」、「帝壶」，俱压末字，岑嘉州「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诘「独坐悲双鬓」，「白发终难变」，语意异重；〈九成宫避暑〉，三四「衣上」、「镜中」，五六「林下」、「岩前」，在彼正自不觉，今用之能无受人揶揄。至于失严之句，摩诘、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觉有微缺陷，如我人不能运，便自诵不流畅，不为可也。至于首句出韵，晚唐作俑，宋人滥觞，尤不可学。
六臣注《文选》，极鄙缪，无足道，乃至王导谢玄同时而拒苻坚，诸如此类不少。惟李善注旁引诸家，句字必有援据，大资博雅。然亦有牵合古书，而不究章旨。如曹颜远〈思友人〉诗「清阳未可俟」，善引《诗》以为「『清扬婉兮』，人之眉目间也」，然于章法句法，通未体贴。其诗本言「霖潦」、「玄阴」，与欧阳子别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应「潦」也，「清阳未可俟」，犹曰河清难俟耳。盖以「清扬」反「霖潦」、「玄阴」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阳」而误加三点，加上「褰裳」误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诗》「清扬」，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风」之训为「凤」，而李陵「晨风」，自从风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诗亦有别用者，岂可尽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