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在写给尊唐的沈德潜的信中分明为厉鹗弁护，対沈德潜的专主唐音表示不满，而在给宗宋的施兰坨的信中又否认自己是宗宋者，表明了贬抑宋诗之立场。袁枚与“浙派”晚期代表厉鹗虽是博学鸿词科的同征友，但绝无往来。若说与厉鹗之间是由于年龄相差悬殊的话，那么，和“浙派”诗社―“南屏诗社”的另一重要成员汪启淑（1728~1799）―和袁枚的姻戚振绮堂汪氏同出安徽，称飞鸿堂汪氏，是著名的藏书家―之间也绝无往来就颇能说明一点问题了。

　　前面说过，不管袁枚是不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乾隆元年离开杭州，等于从此放弃了在故乡杭州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即使在乾隆三十四年和三十七年风伝要被逐出南京时，他选择的二次居留地依然不是杭州。但是，随着袁枚在乾隆诗坛领袖地位的取得，以及他这一代人逐渐成长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中坚力量之后，通过同学、同年、姻戚等社会关系，在杭州也同样建立起一个交游网络，利用不定期回杭州祭扫祖坟等机会，尤其是在晚年，通过上述两次湖楼诗会的文化表演，在大张闺阁诗派的话语背后，获得穏固其社会地位的权力支持，逐渐重整了在杭州的社会基盘，而在重整杭州社会基盘的意义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他的子孙后代。

　　袁枚一家虽然住在南京，但籍贯依然是杭州。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是根拠地区分配的，为了防止其他地区的士子占用本地名额而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规定外出士子应该回到原籍参加考试。袁枚的嗣子袁通是堂弟袁树（字香亭）之子，袁枚曾让他在上元県参加県试，不料被当地诸生以冒籍告到官府。袁树因此愤愤不平，准备提出诉讼。袁枚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袁树劝他平息纷争，并在信中流露了不欲让子孙后代忘却杭州乃袁氏之根的思想：

　　阿通年十七矣，饱食暖衣，读书懒惰。欲其知考试之难，故命考上元以劳苦之，非望其入

　　学也。如果入学，便入江宁籍贯，祖宗丘墓之乡一旦捐弃，揆之齐太公五世葬周之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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