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词学中兴。本书第一章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中曾介绍了清朝词学的概貌。清初，出现了以宜兴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随后，便形成了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和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陈维崧的词沉雄俊爽，波澜壮阔，因处于明末清初，经历国难之痛，不免有粗犷叫嚣之风。朱彝尊生活在康熙盛期，以醇雅为宗，纠正阳羡派的叫嚣犷悍之风。浙西派中期有厉鸮，后期有吴锡麒，影响很大。其派的末流渐入于枯寂。张惠言的常州派强调作词需有“意”，要有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旨，这样便使“词”的地位提高了，要求能发挥儒家诗教的社会功能。词家与诗家并驾齐驱，诗中所不能表达的，可以转而借词来表达。清词至此体格为之一变。常州派的后劲是谭献。光绪年间，又出现朱孝臧，他号强村，这一词派又称为强村派。围绕在他周围的还有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人。人们称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为“清季四大词人”。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举人，历任歙县、全椒、合肥知县，晚年告归，从事著述。有《复堂类集》，选清代词人的词为《箧中词》六卷，续四卷，评选精审，词学界奉为圭臬。
他是常州派的后劲，继承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词讲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诗有史诗，词也应有词史”。就是说词的反映内容要包括时代生活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像杜甫、韩愈的诗一样，将社会时代的风貌都融入诗中。他自己处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其时外敌侵略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因此，“感时述事”、“忧生念乱”成为他提倡词学的重点。他评论词家的词时，常用“杜诗韩笔，凌厉无前，此事自关襟抱。”“茫劫浩浩，是为词史”①等词语。他又评蒋春霖的词“流别甚正，家教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②。他将纳兰性德、项廷纪、蒋春霖评为词坛三大家。这样的作品丰富了社会政治内容，扩大了词的容量。他对词的音乐性亦很重视，曾说：“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夫音有抗坠，故句有长短，声有抑扬，故韵有缓促，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①他分析了音乐和诗歌密切结合的关系。谭献的词幻渺而沉郁，义隐而指远，尤长于小令。
《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鹦哥，错报韦郎到。压鬓钗梁金凤小，低头只是闲烦恼。花发江南年正少，红烛高楼，争抵还乡好？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玉颊妆台人道瘦，一日风尘，一日同禁受。独掩疏栊如病酒，卷帘又是黄昏后。六曲屏前携素手。戏说分襟，真遣分襟骤。书札平安君信否？梦中颜色浑非旧。②